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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图灵奖得主：中国应该重视本科教育质量，而不是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 二 )


但4年后 ， 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 ， 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 。 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
过去20年里 ， 中国的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好工作 。 于是 ， 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 大学教师也从30万增加到100万 。 而问题是 ， 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教员的？
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 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留在美国 。
我认为原因在于 ， 中国的高校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 ， 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太大 ， 很多年轻教员不得不为资深教师工作 。 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生或者做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 。
在上海交大 ， 我负责招聘计算机科学的教师 。 我无法改变整个学校的环境 ， 但学校愿意为我招聘来的教师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 。 结果也很好 ， 我已经从美国招回了20名教员 ， 我们很快还会再招10人左右 。
如果我们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 ， 那么我们聘用教员时 ， 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不是最重要的 ， 我们更希望这个人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活跃 。 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有创造力的人 ， 他要能不断学习、保持活跃 。
在中国 ， 评价高校教师和校长的标准应该改变 。 对于高校 ， 提高学校的国际排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 ， 因为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 。 我们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 ， 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 。
在中国 ，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 我相信中国的高校将会快速发展 。
02
大学应专注教育和基础研究
而不是应用研究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 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来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目标 ， 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雇到人才 ， 来进行应用研究 。 而大学是不参与应用研究的 。
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 。 例如 ， 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 ， 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 。 出于同样的目的 ， 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林肯实验室 。
但在中国 ， 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 。 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 。 问题是 ， 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 。
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 ， 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 ， 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 。 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 。 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 ， 应用研究就应该搬出大学 。
在美国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基础研究 ， 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完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 ， 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被资助的教师能培养出下一代的人才 。 教师们可以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课题 。 事实上 ， 这是美国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随机方向上进行研究 ， 偶尔在某个方向上 ， 会有人做出足以创造一个全新行业的成果 ， 从而为社会提供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 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
03
大学专业招生应考虑社会需求
在上海交大 ， 我担任John Hopcroft计算机科学中心的主任 。 这个中心没有学生 ， 它负责为计算机科学系和其他相关项目聘用教师 。 我们已经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 ， 很多毕业生已经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 我希望在最后 ， 我们可以提升整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的水平 。
这些精英班的教学水平是和美国顶尖大学相当的 ， 它们正在培养出世界级水平的学生 。 但是 ， 每个这样的班级通常只有25到30名学生 ， 所以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 中国必须拓展精英班 ， 最终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学水平 。 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 ， 如果能把精英班扩大到所有人 ， 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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