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父母丧失养育的直觉，形成了当下育儿领域的公共性危机( 二 )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 及劳动的产品 ，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 同劳动相对立 。 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 ， 物化为对象的劳动 ，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 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为工人的非现实化 ，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因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内在危机而被广泛使用 。 所谓的异化与其说是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 ， 不如说是劳动与人的创造物、创造力的分离 ， 人的劳动与精神、快乐的分离 。 我们可以用其来分析养育劳动的一般特征 。 从整个安氏家族现代教育的全景分析来看 ， 民间养育学正经历着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家庭成员关系的貌合神离 。
首先是父母养育智慧和直觉的主体性丧失 。
父母养育的具身性智慧、修身的教养让位于文字化的专业知识 ， 父母的身体投入和心灵投入呈现专业化、外包化的特征 。 “母亲不再是养育的女皇 ， 而是科学的奴隶” ， Christopher注意到专业化机构对家庭权威的篡夺 ， 教育协助机构通过对父母能力的贬低 ， 通过反复宣称只有它们具备最适用于儿童成长的科学知识 ， 以及不断地怂恿父母放弃自己教育子女的权力并转而求助它们 ， 系统地剥夺了父母的权威......协助性机构的繁荣 ， 使得父母不愿再行使监管子女成长的权力 ， 不愿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 。
族中的年轻父母对于“专业机构”的热情非常高 ， 以智育为主的科学早教潮流渐成气候 ， 且有低龄化、智育倾向明显、跨阶层参与、高代价化趋势 ， 这种高投入、高代价的育儿实践使得族中的80—90后父母生育二胎的意愿极低 。
其次是劳动与快乐的分离 。
当享乐离开了劳动 ， “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单纯的娱乐；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 ， 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 ， 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 ， 但又迅速被遗忘 ， 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 ， 有的只是消遣” 。
从整个家族的情况来看 ， 祖辈的家务劳动被需要但不被尊重 ， 年轻父母心安理得地“享乐” ， 依靠祖辈的劳动支撑 。 祖辈的尊严受损和情感缺失从孙辈身上得到补偿 ， 祖辈不断地通过如食物填塞、玩具收买、放弃管教等以损害儿童成长为代价的方式获取情感慰藉 。
年轻父母和孩子依靠现成的、花样翻新的食品、玩具、文化产品来表达自身 ， 但这些产品并非他们的创造物 ， 双方都不得不借助网络、新奇的技术来填补生活中心灵联系的缺失 ， 家庭和亲子关系被货币化 。
最后 ， 岌岌可危的亲密共同体内部呈现男性与女性的分离、儿童与成人的分离 。
封闭式的核心家庭结构容易导致母亲的“焦虑” “负罪感”和儿童“情绪的矛盾” 。 Poster指出 ， 母亲全身心地投入与孩子的关系 ， 独自负责满足婴儿的需求 ， 与其他女性是孤立的 ， 婴儿稍有闪失她就会自责 。
父母有系统地延缓儿童性活动满足的年龄 ， 导致了儿童的性压抑 。 父母会采用严苛的方式训练孩子的大小便 ， 而婴幼儿为了获得母亲的爱 ， 学会了放弃身体上的快感 ， 但内心又是压抑和生气的 。
族中的90后和00后儿童正在通过身体解放、通过黑色文学、通过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分离的语言来反抗父母 ， 对于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依赖 ， 也催生了一批“恋机仇母”的孩子 ， 家庭亲子关系紧张 ， 父亲不得不作为母亲的助手 ， 起着家庭“安全阀”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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