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父母丧失养育的直觉，形成了当下育儿领域的公共性危机( 三 ) 安超|公共性|父母|直觉|领域

安德欣的妻子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经常抱怨丈夫“回来什么都不干，一头倒在床上就睡觉，把孩子当宠物，逗两下就去干自己的事了，我累死累活的，他也不看在眼里” 。但有时候她也心疼丈夫工作很累、压力很大，很后悔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忽视了丈夫的情感。

突然来了一个小生命，当爸的肯定又惊又喜又郁闷，毕竟10个月都在妈妈的肚子里，他的心情，高兴是高兴，得有个适应、过渡的过程。养孩子别太在意了，跟小狗子一样“拉巴” (养大) ，不要把全部注意力全都放他身上。 (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

在安氏家族12个三代抚幼家庭中，年轻夫妻常与祖辈同住，有的夫妻因工作经常异地。年轻夫妻一起外出看电影、游玩的机会几乎没有，性生活次数很少，性生活的质量也很低。祖辈两地分居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多一个在大城市里，一个留在农村，祖辈也无夫妻生活可言。侯心兰跟我说，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离婚了，离婚原因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你看现在离婚的，其实有什么大事啊，没什么大事。就是因为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里带孩子，两人不沟通，互相不了解。 (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

在马斯特斯被广为引用的文章——— 《危机中的父母》中，83%的受访夫妇在孩子出生后产生普遍、严重的危机感。女性常因没有做一个好母亲而内疚，父亲则经常抱怨妻子的性冷淡，由于妻子退职而引起的经济拮据问题，孩子所需的附加花费也增添了他们的苦恼，总之，父母角色毫无魅力可言。
核心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强化是以牺牲妇女和儿童的公共参与、牺牲父亲的家庭参与为代价的。伴随着家庭内部角色的分化，男性进入了广阔的职业市场，而妇女和儿童越来越被束缚在家庭之中。工作领域和家务、照顾领域的分离，使得丈夫与家庭日常生活脱离，与妻子、儿女的关系日趋疏远。核心家庭的这种养育分工，不仅容易造成母亲的教育焦虑和父亲的边缘化，还容易导致家庭危机。
【危机|父母丧失养育的直觉，形成了当下育儿领域的公共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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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读小库出品的绘本《困》（陈浠著/绘）。
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一种文化霸权，限制了母亲的自我发展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敦促孩子的学习，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专门在家“陪读” 。教育孩子成为母亲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这同时也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
“完美母亲”的角色期待，无视社会底层和少数族群母亲面临的阶级和文化困境，在科学育儿的标准下，她们可能被视为“坏母亲” 。
福柯认为，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当有母亲企图挑战或不遵循这套霸权机制时，便容易被贴标签或定义为“不称职的妈妈”或“失败的妈妈” 。这种母职的意识形态，不但限制了母亲的认同和自我发展，也造成其经济依赖的不利处境，使其成为神经质、歇斯底里的女性。
Griffith和Smith指出，“美国式的标准家庭意识形态”使得教育体制成为阶级与性别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国家和学校敦促家长负责孩子学习的背景工作，创造出一种鼓励学习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就展现出高期待，促使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教育，而这些工作通常由母亲来完成，且只有经常在家的母亲才能扮演好这种角色。如果职业妇女缺少时间投入，便会充满罪恶感，继而又鼓励了“父亲养家，母亲照顾”的传统性别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