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从绩点的困顿中突围？这就需要回到教育的初心：认识自己，主动地掌控人生而不是被外部世界完全掌控。“我是谁”“此生为何而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事实上，这些形而上的内在探索，本应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智识活动，但在绩点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往往被搁置一边。
微妙的是，自我认识教育的阙如，恰恰可能是卷入绩点困境的根源，缺乏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心智，更容易湮没在绩点浪潮中而无力自拔。
相反，认清自己，以“自我实现”而非“自我变现”为鹄的，有助于将更多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富有意义的阅读写作、知识探索和创造实践之中。那些内心充盈、目光长远、思想厚重的学子，有着足够强大的心智品质，他们能正确面对绩点，也具备足够充沛的学习能力去战胜绩点、甚至藐视绩点——起码做到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
观察身边的年轻学子，我们会发现，那些不清楚自己终究想要什么、不明白自身志趣之所在的同学，更容易陷入绩点漩涡，也更容易生发苦恼。而反观那些“别人眼中的‘学霸’”，往往是学习、兴趣、才艺、生活样样精彩，按照自己所想，步伐稳健地迈出通往未来的每一步。
就此而言，短期的绩点困境背后，隐藏着深层的、长远的实质性问题，即对知识世界与社会生活的真切兴趣，以及自我实现的意志和抱负。
即便不谈那些形而上的“意义”，单单从现实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在人生的马拉松中，志趣和雄心才是职场成功、事业有为的最重要保障、是真正的底层竞争力，大学绩点最多也仅是一张门票而已。
不想被输赢所羁绊，到底应该怎么做？
在倡导个体主动“突围”之余，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开展通识教育，在理念上致力于打破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养鸡场”教育方式，在实践上探索“去绩点化”的评价标准和管理体制。
例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对大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大二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全校任何一个专业，没有任何绩点、比例限制，引导学生从DDL（Deadline，截止日期）、绩点、评奖等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从同辈竞争的漩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更加自由的心智探索和更接地气的社会实践，在广阔的世界中舒展自我。
绩点突围最后的“阵地战”，或许是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特别是超越眼下对于“成功”的狭隘定义，毕竟校园只是社会压力传导链条的末端。如果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仅仅是“发达”“兴盛”“名利”等贫乏的概念，倘若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就是光耀门楣，如何指望年轻学子可以超然于绩点竞争之外？
事实上，身边不少学生的“内卷”动力，正是满足父母的期待，成为家长展示给亲朋好友的“别人家的孩子”，甚至被寄予了改变家庭命运的沉重使命。曾经有同学向父母表达了跳脱绩点攀比、追寻自身兴趣的想法，得到的并不是温情的理解和鼓励，而是“不求上进”“没出息”等斥责，“兴趣”被看作是“偷懒”的借口。
有位教授曾在第一堂课对学生说：“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比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今晚的月亮。”
清华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教师代表梅赐琪给新生的寄语刷了屏：“与成功相比，失败能带给人更多可能性，会让你看见自己能力的边界、输赢之外的风景。谁也不想被输赢所羁绊，那就要保持自己的初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知识探索和创造实践中去，想要成功就必须放下自己的包袱，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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