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的“四十个人一个班 ， 一个班一个班主任 ， 班主任包产到户管三年”的制度出来 ， 我立刻无比热情地投入到了单元制改革的过程 ， 竞选了我所在单元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高一年级主席 ， 参与自治会早期章程、组织的构建 ， 在校园媒体、人人网等各种平台上乐此不疲地与同学论战 。
这种新制度 ， 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 ， 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 ， 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 ， 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 ， 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
多年后我回学校 ， 看到单元活动室的辩论海报已经改成了“单元活动室里能不能吃外卖” ， 已经隐约有白发的语文老师孙玉磊还在和大家“找茬” ， 在校园网上逐条批驳同学的论述——就像当年和我辩论一样 ， 我忽然鼻头一酸 ， 恍然意识到磊哥哪里是在和我们计较 ， 他年复一年地和我们对垒 ， 提出反对意见逼着我们思考、辩论、沟通 ， 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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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 书院活动室（原单元活动室）
按照剧情设定 ， 竞选单元主席的结局应当是我锻炼出了领导力 ， 在未来的工作里也承担起了管理角色 。 现实恰恰相反 ， 我性格中另一面的因素占了上风 ， 上大学后我有意不参与任何学生会或社团工作 ， 而是选择了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都最独立、最个人化的采访人员职业 。 我意识到 ， 我对认识世界的兴趣远大于改变世界的兴趣 ， 我重视思考胜过实践 ， 无论是好是坏 ， 我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
单元制 ， 还让我有大量机会和其他年级同学打交道 ， 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有了难得的来自同辈但不同龄的伙伴的情谊 ， 体会到竞争以外的依赖感和责任感 ， 我感恩帮助过我的学长学姐 ， 也愿在力所能及时帮助我的学弟学妹 。 我明白了 ， 给予比索取更有价值 。
每一个身处附中改革环境的同学 ， 都会经历内心秩序从破碎到重建的过程 。 北大附中的改革是结构性的 ， 逼着每个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 。 当课程的集体与生活的集体分离后 ，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 都不得不认识更多小圈子以外的人 ， 去寻找同伴 ，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 。
王铮1982年从北大附中升入北京大学时学的是物理 ， 回附中任教后也一直教物理 。 我总觉得 ， 他这个人身上和他的改革都带着物理学的气质 。 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何在一些“大事”上放得很开 ， 一些“小事”上又非常严厉 。 他极少对事情的走向给出具体意见——我曾参与组织过学校的第一届校友日 ， 那是十分隆重的活动 ， 但是得到的全部指示只有一句话“你们自己定吧！”
他所着力的 ， 是让制度去影响人的行为 ， 而对于制度本身他是寸步不让的 ， 任何想要退回去的妥协 ， 都会领教他的“金刚怒目” 。 记得有一位老师占用午休时间补了一节课 ， 就被他严厉批评 ， 因为在制度设定中 ，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要有自己支配的大块时间 ， 如此才有自主探索的可能 ， 也不得不自主探索——学生要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 ， 就必然涉及选择目标、实现目标的思考与规划 。 附中的种种制度环境 ， 书院制、选课制、导师制、时间和空间结构的改造 ， 都导向同一个结果：学生不得不自主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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