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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讲座︱“生命礼仪：理论与方法”(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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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邵佳德老师总结了佛化婚礼发展过程的启发及意义 。 其一 ， 佛化婚礼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规制 ， 对于扩大佛教在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影响 ， 有积极意义；其二 ， 佛化婚礼的利是决定性、现实性的 ， 而弊是次要性的、可能性的；其三 ， 以佛化婚礼为代表的近代佛教制度改革还面临着动力内耗等诸多困境；其四 ， 佛化婚礼要真正广泛推行和深入人心 ， 还需适时顺应社会潮流 ， 盲目复制形式而不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弘传佛法的根本目标来说作用有限 。
三、潘天舒教授与唐沈琦博士谈城市殡葬中的用时制度及其伦理
本场报告由潘天舒教授开场 。 潘天舒教授基于其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上海东南地区掌握的田野调查资料 ， 介绍了课题研究的缘起 。 他指出 ， 对于殡葬的禁忌体系和观念传统在上海东南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仍保有持续性 ， 反映了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知识体系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 其后果是殡葬的产业化 。 在科学主义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下 ， 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 跨文化语境下死亡事件的处理、死者与生者的关系、死亡相关的时空秩序一直是人类学的经典命题 ， 也是重要的历史瞬间 。 为了发掘这一历史瞬间 ， 潘天舒教授同唐沈琦博士用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综合方法 ， 对城市殡葬中的用时制度及其伦理展开了研究 。 唐沈琦博士接着对本研究的细节进行了报告 ， 报告题目为《城市殡葬中的用时制度及其伦理——以上海的田野调查为例》 。
在报告的开始 ， 唐沈琦博士阐明了本次报告的研究主题 ， 即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空间内丧葬用时制度的变化 。 她强调“时间”是此次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 。 首先 ， 唐沈琦博士通过论述涂尔干和莫斯的“时间范畴的社会形成说”及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时间系统的划分 ， 指出了时间的社会性：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 ， 包括时间的形成、划分、结构化等诸多变化 ， 都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 其次 ， 唐沈琦博士通过介绍人类学家罗伯特·赫尔兹对达雅克人二次葬中“被延迟的下葬时间”的多层次解释 ， 引出了人类学家范热内普提出的“边缘状态” 。 最后 ， 唐沈琦博士将研究的时空界定为1863年至今的上海城市空间 ， 从历史追溯与田野调查两方面 ， 对丧葬用时制度进行了探讨 。
在历史追溯上 ， 唐沈琦博士首先论述了近代上海丧葬用时的社会非同步性 。 一方面 ， 近代上海的地界由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构成 ， 三区域各自为政 ， 处理死亡的时间系统不具备同步性；另一方面 ， 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 ， 带来了诸多隐蔽的、未被标记的个体死亡 。 在上述的情形下 ， 会馆承担了近代上海丧葬时间系统的管理 。 会馆以业缘与乡缘为基础 ， 通过道德话语 ， 组织丧葬机构处理当时流动人口的死亡事务 ， 由此建立了一种特有的待葬机制：寄柩所 。 寄柩所是地方道德体系的延伸 ， 事死如生的道德义务带来的停柩惯例 ， 形成了近代上海与鬼为邻的特殊社会景观 。 其次 ， 唐沈琦博士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 ， 地方丧礼开始向城市殡仪转变 。 从1926年 ， 万国殡仪馆开张 ， 防腐等技术手段的干预 ， 加快了从丧到藏的过程；到1950年以后 ， 人口死亡统计制度确立；再到1955年前后 ， 中国开始全国范围内推行火葬 ， 极大地缩短了从丧到藏的悬置时间 。 通过对上述历史脉络的梳理 ， 唐沈琦博士作出结论：上海城市殡仪的时间体系是一个不断加速的状态 。
在田野调查上 ， 唐沈琦博士提到 ， 上海殡仪制度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时间感 ， 概括来说就是“死亡事实的快速确认” 。 其一是死后24小时内 ， 死亡开始被“形成事实”；其二是死者开始变为被客体化处理的对象 ， 在科学凝视之下的遗体处理形成一种线性的时间体系 。 唐沈琦博士通过上海某殡仪馆的田野案例 ， 指出在上海殡仪馆体系中 ， 时间在高度结构化的流程中被精细分割 ， 具有快时间感、高度理性化的特征 。 在报告的最后 ， 唐沈琦博士以田野资料为切入点引出了她与潘天舒教授关怀的话题：在较短的时间内 ， 人们从死亡所带来的社会身份的阈限中快速回归到原有的社会秩序中 ， 会不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张力？人们在处理死亡问题时 ， 是否应该形成丧葬的社会同步性？并提出此项研究正在进行中 ， 欢迎各位老师同学交流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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