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经销公司起什么名好,煤厂起什么名字好?( 三 )


后门桥镇水兽旧影 。
“甲10号”是暗红色的大漆木门,门下部对嵌着密布钉头的葫芦形厚铁护,门槛横卧在门礅与门板之间——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这门槛是又长又厚又沉 。面向着大门看,门框左上角是蓝底白字的“河沿胡同甲10号”门牌,门框的右上角镶一块长方形苍绿色的木板,其上父亲隶书“杨宅”两字,黑漆沉着,笔道间有隐隐的漆裂纹(断断乎没有今日常见的赤红底塑金字“李府”“张府”那般地招人眼目) 。
进大门,过门道,西屋的北山墙兼作内影壁,其下围一长方形花池,种着几排玉簪花 。其叶碧绿,其花雪白,有一股幽远的清香味 。母亲喜欢将那含苞欲放的花簪插在鬓角间,两个姐姐常常把玉簪花穿成一串,吊在胸前 。门道左拐是湖绿色的四扇屏门,门上暗红斗方“中”“正”“和”“平”楷书四字 。进屏门就是庭院 。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二间 。南北房通透的大玻璃窗,屋内有雕花的隔扇,粗壮的房梁,新奇的吊灯,进口的花砖地 。南北房门对门铺着方砖甬路 。东厢房门靠南,西厢房门靠北,门前也各有砖道连接中间的甬路 。庭院中因而分成错落的四块土地 。
香椿、枣树、丁香、葡萄架,还有盆栽的石榴与无花果,各得其处 。早春香椿三五个日夜就会绽出紫檀红、翡翠绿的簇簇嫩芽来,夏末葡萄串串垂下来拉弯了藤蔓扫着孩子们的脑袋,入秋枣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斑斑光点……每一次采摘都是我们二、三、四、五兄弟四个的节日(大哥在外读书住校) 。母亲会招呼我们把这些时鲜分成一堆堆,然后分别送给西邻9号的佩兴大哥(姓王,后面还会提到他),10号的史大妈、韩大婶,东邻11号的赵姨,12号的金大妈(那时候门牌还是“顺排”,未行“单双号”)……还有河对面住的高炎、罗铮夫妇(城工部地下党老同志 。高炎,原名郭健夫,1949年周作人回到北京,代表党组织去看望周的即是他;罗铮,时任“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即今“府学胡同小学”校长) 。
我记忆尤深的是北房前的压水机 。在机体的肚膛里灌上几舀子水,手压机柄把水从地底下“叫”上来,接着“咕”“咕”“咕”你就压吧,清冽的地下水“哗——”就流出来了 。你压多长时间,水就流多少 。那水总体上不堪入口(北京地面上的甜水井本来就少,今日大名鼎鼎的西城“福绥境”原来就是由“苦水井”谐音改的,而且这改名的主持者很可能不是北京人,因为他的发音也“走”了),主要是粗拉用:浇花种菜,涮洗衣物,酷暑凉镇西瓜,严冬院内泼条冰道……特别是街门口的行路,绝没有柏油铺也没有砖石砌,全靠人踏车碾压得瓷瓷实实的,但凡有点轻尘扬土,就要“清水泼街”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抄家什比着泼街的积极分子 。那年头这似乎是“取之不竭”的水啊,现而今写起来那“哗——”的水声犹在耳畔清亮地响,回忆恍若童话一般 。我们兄弟几个,谁得了空儿都喜欢在压水机前操练一番,母亲也笑看我们争竞,因为这直接就消耗了几个顽劣小男童的折腾劲,还练得我们的胳膊硬邦邦的 。
20世纪50年代,没有电视聒噪耳边,没有手机占着手眼,特别是,那时候的孩童没有那么多作业压在背上,我们挨着肩长大的这十多岁到十来岁的四个兄弟,吃饱了撑的,那就撒了欢地“野”呗!
北京孩子们叫蜻蜓“老琉璃”
出了院门,我家北房的后墙山外,是一块方整的岸边地,一棵青春的白杨树茁茁成长;往东走,11号,12号,13号,方折尺般地拐进去是一块更大河岸,两棵古老的槐树在这里搭上了天棚,13号是当年可住客,又可歇马车的大车店;再往东又是一个折尺,已到了向南流的河边,住户少,地面旷,大树绿荫相连 。
旧居门前的大树 。
近处的岸边,我们玩拽包(多美妙的活动!只可惜今天的孩子越来越少玩了) 。大槐树下,是我们追闪腾挪玩“吊死鬼”(学名叫“尺蠖”)的地方——有女孩子来了,此则尤甚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踢球:书包往两边一撂,当“球门”,胶皮的或者牛皮的,鼓梆梆的或者瘪塌塌的,大多时是属于“旧”的一个球踢起来,小伙伴们鞋飞袜秃噜,汗透衣衫 。往往待暮色四合,各家门口大人探出了身子,招呼着孩子的小名儿,“该吃饭了!”这些残兵剩勇才恋恋不舍离开球场 。球掉河里咋办?没事的!近,蹚水捞回来;远,找根棍钩回来;再远,扔石头把球“溅”回来(这其间大概是有流体力学的,我们当中数学最差的那位扔得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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