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的导师都是自己学科领域的大牛 ， 对待他这个尚未崭露头角的新人却没有丝毫的颐指气使 ， 每一次交流都是单纯的“scholar-to-scholar conversation” 。
而跟国内导师交流的时候 ， 许多人都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基于身份地位的傲慢：自己似乎不被当作一个学者 ， 甚至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 。
有些导师评价门下的研究生 ， 会简单粗暴地甩出两个字——“好用” 。
【那些研究生怎么走向崩溃的 不倒翁沙袋的价格和图片】学生在他们眼中 ， 仿佛只是一个趁手的物件 ， 一个被剥离了自由意志的工具人 。
所以 ， 他们无限度入侵学生的私人生活, 把学生夜以继日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 ， 也从来不觉得心中有愧 。
“导师制”像一个身形庞大的缝合怪 ， 既杂糅了传统化的师徒关系 ， 又包含了企业化的绩效考评 ， 甚至还有帮派化的话语体系 。
混乱的生态 ， 熬煮着困局里的每个人 。
无法挣脱
在跳河身亡之前 ， 杨宝德还尝试过两次自杀。
一个人徒步走到20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 ， 却没死成 ， 回到学校以后他又想跳楼 ， 被女朋友发现并阻止 。
那时他决定再挣扎一下 。留下的日记里 ， 杨宝德写道：“无论怎样 ， 我既然选择了读博 ， 所有该承担的都得自己承担 ， 好的坏的都得扛 ， 我已然无路可退 。前方路途坎坷 ， 自己选择的路 ， 爬着也要走完 。” 。
可他终究没能走完 。
杨宝德与周筠聊天截图
2017年12月25日上午 ， 因为没有接到一通来自财务部门的电话 ， 耽误了报账流程 ， 周筠让杨宝德不用去找她汇报实验结果.
杨宝德清楚 ， 一旦实验结果不被导师认可 ， 毕业和后续的所有安排都要受到影响 ， 轻则延毕 ， 重则 ， 他辛苦忍耐的博士生生涯化为泡影 。
对那些家境殷实的学子而言 ， 这样的困境似乎远不至于寻死觅活 。一个学位罢了 ， 拿到了能装点门面 ， 拿不到一转身照样条条道路通罗马 。
但杨宝德显然不同 。
他是家中唯一一个大学生 。来自湖北农村 ， 父母在外地打杂工 ， 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因为知道家里负担重 ， 从读大学起 ， 除了学费外 ， 他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 。
本科时 ， 他还在宿舍开过小卖部 ， 给人修过电脑 ， 暑假做过销售 。考上研究生后 ， 同学在食堂碰见他 ， 总是看见他吃3块5一碗的面条 。
背负着全家变好的希望 ， 他根本无路可退 。最激烈的抗争 ， 只能是终结自己 。
这也是为什么贫寒学子最容易沦为不良导师剥削控制的对象 。
善于隐忍、能吃苦的特质帮他们熬过了漫长的黑夜 ， 眼看就要等来曙光 ， 却在毕业的关卡迎来最后的致命一击 。
现行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下 ， 导师对学生有着近乎生杀予夺的权力 ， 他可能抽不出多少时间指导你的学习研究 ， 却能够决定你的研究方向 ， 何时毕业、能否获得学位 ， 甚至可以影响你毕业后的去向 。
在权力倾轧中尝到隐秘快感的导师 ， 为了能让“尊师重道“的优秀学子们多做几年奴隶 ， 卡论文,卡毕业的操作屡见不鲜 。
长期帮导师干私活的陆经纬因为大量缺课 ， 以0.2分之差错失了硕士直博的资格 ， 又因为忙于做实验、无暇他顾 ， 没有交上博士考试的报名费 ， 错失了考博的机会 。
最后他放低要求 ， 只希望顺利毕业 ， 拿到硕士学位 。
可拦路虎还是出现了 。
陆琰君要求他帮忙完成两篇难度极高的论文 ， 否则就不给毕业 。
谭大伟自焚的那天下午 ， 张宏梅的辱骂比以往更加凌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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