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心理科哪个医院好 患者求死 湘雅医院心理科价格( 二 )


聂斌告诉今日女报/凤网采访人员,除了仍在隔离病房的确诊患者,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样需要心理医疗团队的重点关注——他们,都在这次疫情中失去了亲人 。
56岁的朱莉就是聂斌口中“最棘手”的一名患者 。
2月26日,刚刚入住方舱医院的朱莉就受到了医护人员的高度关注 。医生查房,她怒骂;护士送药,她不喝——整整两天,她一口饭都没吃,全靠输液扛着 。
这是来医院“求死”的吗?朱莉的主管医师坐不住了,把情况反馈给了聂斌,寻求心理干预 。
一开始,聂斌没有冒冒然地去沟通,只是悄悄观察着朱莉的日常——她每天对着墙壁发呆,偶尔泪流不止,偶尔嘴里碎碎念:“都是我的错!”更极端的时候,她会突然发疯一般大声呐喊:“让我出去,我不是犯人!”
第一次电话联系朱莉,聂斌也吃了“闭门羹” 。刚表明身份,朱莉就凶巴巴地冲他嚷道:“我又没病!”在被挂断几十次电话后,他在朱莉不经意的一句话中找到了走入她内心世界的门 。
“她当时说,你们关着我,我家老头子谁照顾!”聂斌赶紧顺着这个话头聊:“你家老头子多大年纪啦?如今在哪儿呢?”
被负罪感折磨的病人终于,朱莉愿意与聂斌讲述她的经历 。
原来,已经退休的朱莉是武汉市某合唱团成员 。2月22日,她的丈夫突然发热,高烧39℃,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随后,病情危重的丈夫被送入定点医院抢救,而她也在几天后被确诊,住进了方舱医院 。
反复回忆后,朱莉认定是自己参加合唱排练后,把病毒带回了家 。沉重的负罪感让她不敢联系家人,不敢打听丈夫和儿子的近况 。
【湘雅心理科哪个医院好 患者求死 湘雅医院心理科价格】“让患者重新认识自己很关键 。”聂斌说,对于负罪感强烈的患者,需要进行“爬坡式”的心理疏导 。一方面,要帮助她捋清事实、告知现状;另一方面,更需要让她主动接受治疗、早日与家人团聚 。
聂斌给朱莉制订了一套心理疏导方案——利用她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开展“音乐疗法” 。
得知朱莉是歌手邓丽君的“铁粉”,聂斌每天陪着她唱《甜蜜蜜》,“我把歌词进行了改编,甜蜜蜜,您笑得甜蜜蜜,好像把‘新冠’抛在春风里……”
一边唱,两人一边呵呵笑 。慢慢地,朱莉的自责情绪得到了宣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如今,她已经康复出院了 。
两三个月后,心理伤痛才会显现出来在武汉的另一头,徐佳佳也曾接诊过类似的“自责型患者” 。
接到护士发来的“核酸检测转阴”的结果,60岁的黄旗大爷嚎啕大哭 。护士特别奇怪:“您可以出院了,哭什么呀!”
黄旗一屁股坐在地上:“昨天我女儿,走了(去世了)!”
护士把老人的事情登记在系统里,徐佳佳接到了新任务 。可当对讲机接通时,老人拒绝了通话,他说:“我能自己调整过来 。”
不敢强行干预,徐佳佳只能将黄旗列入“定点关注对象”,嘱咐医生和隔离酒店的医护人员,要多关心、多观察这名老人 。
“丧亲者的悲痛,往往不会及时显现出来 。”徐佳佳说,在突发事件后,这一群体往往是最需要心理干预,却又是最能“逞强”的——他们面对严重的创伤性哀伤,存在抑郁以及自杀风险 。
在武汉的20天,徐佳佳见过不少生离死别,大多数家属都见不到去世家人最后一面,有的甚至连骨灰盒都暂时无法领取 。
“自己在隔离期,需要对抗疾病,可能暂时顾不上悲伤 。一旦回到家里,空荡荡的,回忆就会汹涌而至 。”徐佳佳说,她和同事很担心,在疫情结束后两到三个月,这种创伤情绪可能会出现蔓延 。
为此,徐佳佳和团队成员一起,为每一位关注过的患者和丧亲市民建立了档案——“档案都是手写的,不能从医院带走,我们只能每天用手机拍下记录,回酒店后誊抄保存,方便之后持续回访,真正帮助到他们 。”
被“英雄化”的女医生,病了采访过程中,聂斌向今日女报/凤网采访人员提到一则几天前报道的新闻——在武汉市汉口医院,一名医生正在给一名病人喂水喝,可病人刚回完话就去世了 。面对病人的突然离去,医生痛哭失声:“她说‘水太烫了,等下喝’ 。怎么一会儿,人就没了?我觉得我能为他们做的很少,但是我想要为他们做更多……”
聂斌说,在开启心理干预时,这些医护人员就是他们的病人 。
“医护人员随时会面对各种极端情况,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很可能出现心理疲劳、抑郁、焦躁等情绪 。”聂斌认为,一般情况下,越是诊治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面临的生离死别越多,内心受到的冲击也越大 。心理学上分析,与之相对的,这类见惯生死的医护人员“心理安全阈值”会更高,“他们更善于管理、释放情绪,以保证不自我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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