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犬儒主义是什么意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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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玩世不恭已经成为今天的一种意识形态 。英国学者T. Bevis指出:“犬儒主义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一种不仅与社会疏离,而且与其主体性疏离的现象 。玩世不恭是政治家、评论家和评论家用来作为后现代主义同义词的一个概念 。”[1]但问题是,为什么犬儒主义在当今社会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厘清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 。
首先,犬儒主义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与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最终结论有关 。齐泽克的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写于1989年,与意识形态最终结论的出现相吻合 。众所周知,二战后,随着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末苏联和东方的解体,以及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始在西方盛行,并逐渐蔓延到中国社会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结论,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的最早预言家之一 。1954年,亚伦在法兰克福撰写了阿多诺主编的《社会学》中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由此,西方知识界进入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述中再次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并撰写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 。它与20世纪8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终结论一起,构成了兴盛一时的“终结论” 。在这本书里,丹尼尔·贝尔将意识形态问题与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考联系起来 。然而,贝尔在书中提到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讨论 。因此,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旧意识形态的终结,指出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和前景 。他说:“当19世纪的旧意识形态和思想走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新兴的亚非国家正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求 。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包含了20世纪最后50年面临的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 。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遍的、人道的,是知识分子倡导的 。亚洲和发展中地区的流行意识形态是区域性和工具性的,是由政治领导人创造的 。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实现最广义的社会平等和自由,而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发展经济和国家繁荣 。”[2]
显然,丹尼尔·贝尔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阶级性做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的 。他所谓的“旧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新意识形态的诞生,是指19世纪以来具有普遍人道主义关怀的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 。新意识形态是指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诞生的新意识形态,即亚洲和非洲出现的区域性和工具性的新意识形态 。显然,贝尔所说的与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概念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是齐泽克所抛弃的 。从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目标》的立场来看,他反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论点,因为现代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上的 。齐泽克认为,支配着人们一定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的,很难消失 。这一点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阿尔都塞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府机构、学校、教堂和各种活动 。总之,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不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不再表现为真与假、现象与本质的问题,而更多地表现为幻觉和症状 。然而,现代意识形态不是主体可以预先决定的,只能采用拉康精神分析的操作逻辑 。正因为如此,现代意识形态已经从认识论层面的“认识”转变为实践层面的“行动” 。因此,根据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一逻辑,他断言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 。[3]这是他与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区别 。
其次,犬儒主义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统治文化,进而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 。与丹尼尔·贝尔的预言相反,即随着旧意识形态的终结,它将被“亚洲和发展中地区的大众意识形态”所取代,齐泽克认为,在20世纪末,一种愤世嫉俗的行动哲学占了上风 。德国学者彼得·斯劳特戴克在《愤世嫉俗的理性批判》中的名言概括了这种意识形态,其特点是:“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仍然对此保持冷静 。”[4]这是一种实践理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理性 。那么,什么是犬儒主义呢?顾名思义,玩世不恭一定是某种意识,某种理性意识 。它非常清楚当前的形势和它所做的事情,但它的本质是愤世嫉俗的 。在《犬儒主义与理性批判》第一章中,斯洛代克对犬儒主义的定义是:“犬儒主义是一种经历了启蒙的错误意识 。它是现代的、不快乐的意识 。启蒙运动在其中的作用有成功也有失败 。它从启蒙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但是它没有,也很可能不能把它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它活得很好,同时也活得很惨 。这种意识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意识形态批评对它的影响了:它的错误性得到了反射性的保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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