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的一批工业企业是国际贸易的副产品 。
19世纪40-50年代之间，上海的进出口船只从几十艘迅速扩充到上千艘，旧船需要养护，新船需要制造，船坞就成了刚需 。1850-1859年上海出现了12家外资船厂，1859年出现火轮厂，并逐渐拓展出炼钢、机器、工程等业务 。这创造了大量技术工人岗位 。
李鸿章带头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为江南造船厂前身
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此外，上海靠近江南生丝产地，又能获得中原棉花的稳定供应，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有一些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织户前往上海，经营起了出口生意，比如是为日本市场制造原色缎子的传统手工业作坊 。60年代，怡和洋行率先在上海建立起拥有100部西式织布机的纺织厂，引发投资纺织厂的风潮 。
与鸦片战争、吴淞铁路等历史息息相关的怡和洋行
也被称为“洋行之王”
后迁往香港发展，对香港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2年落成的怡和洋行新大楼▼
纺织厂这类轻工业占用资金相对少，技术难度相对低，而且市场前景广阔，成为民族工业最早涉足的行业 。19世纪末，国人经营的纱厂开始集中出现 。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大量周边人口，上海从70万人激增至1910年的130万，其中产业工人10万 。
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建成于1889年，在当时有工人约4000人之多▼
1912-1936年，旧上海迎来了黄金年代 。恰逢此时外有列强忙于一战的好时机，内有上海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轻工业从22个部门拓展到涉及橡胶、制药、制盐、搪瓷、印刷、电器材料、仪器文具、化妆品等62个部门 。
这一时期交通业也有所发展，上海外来“打工人”来源扩散到了安徽与浙西，人口迅速连翻几倍，膨胀到了350万之巨，繁华程度在整个东亚也绝无仅有 。
不同装扮、不同乡音的人聚集在一起
彼时上海所呈现出的包容性在旧中国实属罕见▼
上海繁荣的另一面是全国经济的畸形发展 。国内自然经济解体，大量人口失业，而辛亥革命后国内长期混乱，进一步动摇了其他城市发展的基础 。上海背靠租界，在西方势力的保护下社会环境稳定、资金充裕、技术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已经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是投资实业最稳妥的选择 。
其城市景观在内陆农民看来恍如另一个世界▼
反观内陆地区局势未定，投资风险巨大 。比如实业家穆藕初曾试图去郑州开办豫丰纱厂，恰逢军阀混战以至濒临破产 。
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单个行业的勃兴，更是一套成体系的近代社会生活方式 。从60年代起，上海的煤气厂、自来水厂、食品厂、医院、现代学校、商场、电影院、戏院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渐从曾经的英法租界区拓展到外部，为打工人的打工生涯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也让市民生活变得空前丰富起来 。
上海路边的大幅电影海报——
195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天方夜谭》▼
打工生涯
在种种时代大潮的冲刷下，商业雇员、产业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者、苦力在抗战前夕大概达到了100万人，算上家属共200万有余，是上海人口的绝对主流 。
他们往往是来自外地，无亲无故，在上海没有可以继承的房产，住就成了头号问题 。其中经济情况较好的可以租一间房子，更窘迫的就要在棚户区解决住房问题 。
那时浦东的陆家嘴、烂泥渡，沪西的曹家渡，苏州河畔的三湾一弄、租界东区的杨树浦、平凉路都成为了著名的棚户区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陆家嘴从棚户区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的“曼哈顿”
（图：D先森 / 图虫创意）▼
30年代，社会学传入中国，有学者曾对这些“打工人”中占绝对主流的产业工人进行过万人规模调研，得出了如下结论——“工资率是比较很低的，工时数是很多的” 。
仅凭微薄的工资，每个工人平均要养活3.42个家人，收入的53.2%为食品支出，其中又有半数花在了主食上，房租占8.5%，服装占7.5%，燃料占6.4%，杂项24.6%（烟酒又占其中的两成，而教育支出则占比极低） 。
打工人是给别人剃头的，自己并买不起剃头服务▼
好在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是全员滚地龙 。无论是享受资本家的宿舍福利，还是凭自己的工资买房，还是能有60.6%的工人住在楼房，住棚屋的只占5.6% 。可见，这些产业工人远不是“打工人”中最底层生活最艰苦的 。
不论什么时候，“打工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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