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冯川：学生因厌学辍学，骗了副镇长300块还未返校……(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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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贫辍学现象是结构性地产生的 。 不仅在中国 ， 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 。 比如在日本 ， “不登校现象”也是一类引发社会关注的话题 。
不过针对“不登校者” ， 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完善非体制教育体系 ， 并努力提高其社会认可度 ， 将学校教育相对化 。 在学校教育方面 ， 不是力求消灭辍学者 ， 而是让辍学不成为他人所模仿的行为 ， 尽量减少这种现象的扩散 ， 利用社会机制自发对其进行限制 。
而在“一个都不能少”的“控辍保学”攻坚战中 ， “辍学现象”被高度政治敏感化 ， 社会责任被高度国家化 。
原本在广西这样的宗族性地区 ， 父代只重视对子代的养育 ， 即“只要长大长好 ， 不出安全事故即可” ，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预期并不高 ， 因此“若孩子不喜欢学习 ， 初二毕业不上初三 ， 出去打工”是理所当然的家计策略逻辑 ， 也是其社会机体中存在的自然现象 。
然而这种现象却被定义为应该被清除消灭的“疾病” 。 其结果是 ， 原本行为由自己负责的辍学者 ， 被政策转化为教育领域的“钉子户” ， 成为敲政府竹杠、搭政策便车的一类人 ， 用政府的“好心”要挟政府 。
换言之 ， 服务型政府的无限责任 ， 导致政策对象将责任、权利和义务混为一谈 ， “公私边界”意识模糊不清 。
四
本来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 ， 应该是家庭父母的责任 。 然而政府为了达到控辍目的 ， 不断为少数人进行无原则的责任兜底 ， 这就使控辍保学具有了讨价还价的博弈性特点 ， 责任转移到包保干部身上 。
上级用僵硬的辍学率指标进行监督 ， 就相当于用静态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办动态的事情 ， 这只会产生大量的治理资源浪费和精力消耗 ， 并对其他大多数群众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 。
极少数不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反而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 这也严重破坏了政策的公共性、整体性和政治性 。
政府服务下乡 ， 关键在于社会的配合 。 如果不解决社会配合的问题 ， 就会招致政府进行政策兜底、干部代替群众、社会没有主体性、国家意志和目标难以社会化的政策执行后果 。
因此 ， “一个都不能少”实际上是否现实且完全有必要？在达致这一目的同时又该如何维护对他人的公平？对于这些问题 ， 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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