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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二 )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水深达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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