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三 )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