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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二 )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 ， 但如果不让差生走 ， 老师成绩上不去 ， 他感到左右为难 。 2000年 ， 他从学校离职 ， 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
2003年 ， 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 ， 存活了7年 。 他发现 ， 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 ， 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 ， 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 。 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
那时 ， 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 ， 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 ， 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 。 他说 ， 建校没多久 ， 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 ， 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 ， 不设立文化课 ， 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 ， 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
2011年 ， 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 ， 创办丑小鸭中学 。 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 。 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 ， “‘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 ， 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 ”
为了招学生 ， 詹大年四处投广告 ， 招生广告写道 ， “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 ， 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 。 ”最终 ， 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 ， 其中 ， 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 ， 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 ， 带上了汽车 。 中途 ， 他跑下车 ， 摔得满身泥土 ， 又被抓上车 。 后来 ， 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 ， 学校遍布杂草 ， 铁门还在装 ， 尘土飞扬 。 3年后 ， 他离开时 ， 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
后来 ， 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 ， 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 。 詹大年发现 ， 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 ， 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
7月24日 ， 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 ， 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 ，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 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 ， 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 ， 来时家乡正下暴雨 ， 家里积水深达1米 。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 。 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 ， 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 ， 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 ， 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 ， “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 ， 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
还有一名教师说 ， 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 ， 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 ， 有的逃学、离家出走 ， 自己“没专业知识” ， 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 ， 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 ， 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
詹大年说 ， 起初 ， 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 ， 但接触的学生越多 ， 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 ， 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 ， 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
在丑小鸭中学 ， 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 。 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 ， 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 ， 父母处处向着弟弟 。 她患上抑郁症 ， 割手腕 ， 不敢去学校 。 为了发泄 ， 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 。 后来 ， 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 ， “一发病就绑你” ， 待了一个多月 ， 被父母送来这里 。
2014年 ， 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 ， 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 ， 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 ， 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 ， 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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