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用|我读的文科硕士有什么用


什么用|我读的文科硕士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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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十年前的今天,我辞去在北京舒适的工作,决定去欧洲读硕士。
因为不想继续德语语言的学习,我申请了一个欧盟的项目“全球化研究”。这个项目涉及全球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范围宏大而宽广,于是,整个学习阶段我都不得不向好心人解释,我是学什么的?我学的东西有什么用?
一直到现在,当我向别人解释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什么用的时候,我还是依旧很难说清。
它并没有为我赚到第一桶金;也没有让我成为什么央视时政评论员或者特约撰稿人,我目前的工作也还是吃德语这碗饭;甚至当我学完回国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北京出租车司机聊起时政能甩我好几条街。
直到最近我看完了项飚与吴琦的谈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后,才又提起笔,想再次探究一下那几年的硕士生涯到底有什么用。
项老师出生于温州,本科在北大学习社会学,后获得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本三百页的小书,记录了项老师与《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人员吴琦进行的数次访谈。谈论从北京到牛津再到温州,以对话的方式,呈现了一位人类学者各个阶段的思想状态;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解释自己、解释中国。
由于家庭出身环境的原因,项老师并不是一位掉书袋的学者。他早期的调研都是在温州群众中完成的,观察他们、了解他们,与他们同吃同住。这让他在刚进入牛津象牙塔的时候,颇为不适。他形容道,“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
同项老师一样,我刚到德国那一年,也十分“阴云低垂”。语言不流畅,上课似懂非懂,外国同学无法交心,每周唯一的盼头就是去亚洲超市买菜买零食。留学生开跑车,那是我工作后在加拿大才亲眼看到的事。留学德国的大多都是理工科男生,生活朴素到有些窘迫,经常看到他们下课后从廉价超市抗着几块钱一大袋的土豆回学生宿舍。要知道,一年前我可是下班后坐在三里屯的咖啡厅看俊男靓女、车水马龙的啊。
更加“阴云低垂”的,是思想上的困惑。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都在漫无边际的理论中挣扎——什么是”边界“?什么是”国家“?什么叫”全球化的方法论“?什么又是”全球史的理论研究“?!
德国大学的图书馆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古堡一般的建筑有着沉重结实的大门,要费上一些力气才能推开。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推开的不是知识的殿堂,而是一口深井、一道幽巷、一个悲哀的深渊。
我看不到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它们到底能不能够帮我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它们千万次地掠过我的双眼,却永远进不到我的心里去。
像所有应试环境出来的学生一样,我没有对什么事情有着疯狂的热爱,有着非做不可的执念。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只有一些些喜爱,而这一些些喜爱在枯燥的理论训练面前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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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拍摄的维也纳大学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再一次抱着我的保温杯推开了“深渊的大门”。当时我需要完成一篇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岛战争)的小论文——那是英国和阿根廷争夺马岛主权爆发的一场战争。
没错,那个破岛我从来没听过,我的生活和兴趣与英国和阿根廷也没什么关系。我只是照例把所有沾着这几个字的书全都搬到我的桌子上摞起来。
我开始看,像机器扫描一样扫过一行又一行。后来不知道怎得,我觉得我好像渐渐开始理解了一部分句子,一小个段落。我依照自己理解的意思,继续大胆读下去,就这样一个下午,我基本上可以理出来一个大致的框架,一个有模有样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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