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到1945年 ， 阿尔萨斯又在法德之间转了两个来回 ， 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控制期间 ， 语言政策均比以前更加强硬 ， 只允许使用所在国的主要语言 ， 对其他语言则采用限制使用等手段 。 调查显示 ， 2012年该地区会讲阿尔萨斯语的人只占43% ， 而这个比例在2001年是61% ， 在1997年 是63% ， 在1946年是90.8% ， 在1900年是95%；按年龄划分 ， 60岁以上的人有74%会讲阿尔萨斯语 ， 45~59岁的有54% ， 30~44岁的有24% ， 18~29岁的有12% ， 3~17岁的有3% ， 阿尔萨斯语已经显露出濒危迹象② 。 这些数据说明 ， 语言转用不仅需要时间 ， 也与相关语言政策及其执行的力度密切相关 。
总之 ， 阿尔萨斯的国家身份认同与其语言认同是错位的（Vassberg ， 1993） 。 从语言上看 ， 阿尔萨斯更倾向于德意志国家 ， 但在欧洲国家意识的形成时期 ， 阿尔萨斯归属法国管理 ， 更倾向于认同法国大革命倡导的社会契约与自由平等观念 ， 而不太认同德意志基于民族和语言形成的国家观念 。 另外 ， 尽管阿尔萨斯语是一种日耳曼方言 ， 但在德语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 阿尔萨斯属于法国管辖 。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阿尔萨斯语与德语之间的互通 ， 也拉远了阿尔萨斯与德国的距离 ， 进而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德意志国家的认同 。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 穿过如此曲折时光隧道的阿尔萨斯 ， 也向我们展现了语言、国家、文化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 这种涉及语言、艺术、心理的文化复杂性也形成了在同一片领土上融合两种文化（德、法）于一体的独特的阿尔萨斯文化（Weckmann ， 2011：6） 。
尽管阿尔萨斯的曲折历史反映的可能不是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普遍规律 ， 但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有所启示：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 ， 也是文化的容器和塑造国家意识的手段；语言与国家安全有关 ， 但与领土等“硬要素”相比 ， 它是一种“软要素” ， 往往容易被忽略；人是构成国家最重要的因素 ， 人离不开语言 ， 如果将国家视为机器 ， 语言便是这台机器中最重要的软件之一 ， 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软件的突然替换会引起警觉 ， 但“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更须警惕 。 换言之 ， 人还是那些人 ， 说的语言也可能还是原来的语言 ， 但想的事情 ， 可能已完全不同了；语言极有可能成为这种“换心术”的工具 ， 在“换心”的过程中 ， 教育是无形的“手术台” 。 同时 ， 教育也是语言治理、形成国家认同与精神的重要手段 ， 其中 ， 学校的作用极为关键 ， 教什么、用什么语言教都可能会影响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目标的达成；国家要把教育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里 ， 防止其他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向学生 ， 特别是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中小学生 ， 灌输有损国家安全的思想 。 因此 ， 语言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语言功能的治理优先级 ， 合理规划人、语言、国家之间的关系 ， 使软件可以匹配硬件 ，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 构筑全方位的国家安全体系 。
此前说过 ， 从国家安全角度探讨语言问题的切入点是文化 ， 语言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 但语言既不是文化的唯一容器 ， 也不可能只有这一种功能 ， 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作为交际工具 ， 因此 ， 不能将语言严格等同于文化 。 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 ， 首先应该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交流需要 。 换言之 ， 语言不是一件摆在博物馆的艺术品 ， 只要还有人在用 ， 它就会发生变化 ， 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有关语言安全的问题时 ， 要分清楚哪些变化是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 ， 是难以改变和逆转的 ， 而哪些是可以通过人工干预防患于未然的 。 接下来 ， 我们再看文化（国家）安全学者们在讨论语言安全时 ， 常常提到的语言消亡与语言纯洁化等问题 ， 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语言的本体安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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