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 ， 随着社会的变化 ， 语言规划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转变 ， 从单变量到多变量的转变是其中之一 。 这种转变对于我们了解影响语言安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 对此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Ager（2001）提出的语言规划动机模型 ， 该模型含有认同、意识形态、形象、不安全、不平等、融合和工具这7个因素 。 但语言问题常常不是由单个因素引起的 ， 而是多因素混合驱动的 。 以法国为例 ， 从大革命开始倡导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方领土、一种政治概念”民族国家理念 ， 导致极端的语言纯洁化理念 ， 使得“在法兰西 ， 语言是国家的事”（Szulmajster-Celnikier ， 1996） ， 于是法国成了语言法规最多的国家之一 ， 但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国家意识观点 ， 在涉及领土问题时 ， 便退居其次了 。 当然 ， 待时机成熟 ， 这种理念又会成为另一个目标迥异的语言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 在这两方面 ， 阿尔萨斯都是很好的例子 。
法国人认为 ， 英语的入侵可能会毁灭法兰西文化 ， 毁灭法国的生活方式 ， 毁灭法国的学术体系 ， 最后彻底毁掉整个法国 。 有这些担心与不安 ， 可能与他们曾经用法语毁掉过他人的语言和国家有关 。 法国不是孤例（Sowell ， 1998） ， 不仅北美殖民者曾采用语言种族灭绝的残酷手段毁掉过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蔡永良 ， 2003） ， 日本也在其东亚殖民地实施过近乎疯狂的语言文化殖民政策（石剛 ， 2005） 。 我们不能因为此前这些语言问题大多是战争的副产品而高枕无忧 ， 因为和平时期的语言文化侵入 ， 可能采用的是另外一些难以察觉的手段 。 在新时期 ， 这种隐形的语言文化侵入同样值得关注 。 或许 ， 正如刘海涛（2007：66）指出的那样 ， “我们必须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要感到‘不安’和‘危机’” ， 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 才有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
尽管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探索造成当今世界各种问题的根源 ， 但笔者认为 ， 绝大多数问题可能均源于当前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 例如 ， 在Rothkopf（1997）所构拟的全球文化中 ， 作为共同语言的英语成了确保美国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工具 ， 其价值观也应是美国人感到舒服的价值观 。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 ， 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 应该服务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应该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 ， 进而开创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发展道路 。 传统的语言规划（治理）方法显然难以应对这种变化 ， 因此需要从全球语言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沈骑 ， 2020） 。 刘海涛（2006）认为 ，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效 ， 而且应该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原则 。 为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我们更需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全球语言系统 ， 因此自然而然地涉及国际（通用）语的问题 ， 特别是国际语的发展规律以及影响语言国际性的因素 。
国家语言安全视域下的国际语问题
1922年 ， 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的文章 ， 其中提到 ， “国际语的最后理想 ， 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 。 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 ， 所以不干涉一切内部的事情 ， 因为是补助的 ， 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愈之 ， 1922：77-78） 。 胡愈之在100年前勾勒的国际语的理想 ， 在一定程度上 ， 也是符合语言安全观的国际语理念 。 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 ， 100年来 ， 英语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际语 。 为什么会这样？影响一种语言国际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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