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男兔婚姻命运,生肖兔婚姻75年男( 二 )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 。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 。”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 。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 。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 。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 。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 。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 。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 。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 。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 。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 。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 。首先,贫穷导致光棍 。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 。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 。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 。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 。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 。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 。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 。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 。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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