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男兔婚姻命运,生肖兔婚姻75年男( 三 )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 。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 。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 。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 。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 。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 。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 。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 。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 。(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 。(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 。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 。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 。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 。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 。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 。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 。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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