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醉的意思( 三 )


文学家和诗人是虚构和虚构体验的主体,他是一个生产者,但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虚构体验的消费者,因此读者更接近从中吸食快感的消费者,更容易陷入不能自拔的幻象之中,人们常说某人书读得太多了,那口气就如同说“你(酒)喝得太多了”一样.确实,即使在文学自身的历史中看,也有许多对沉湎于书本、陶醉于文字的幻象所伴随的批评,堂·吉诃德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包法利夫人读了太多的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以至不能生活在真实中.在不同的程度上,文学作品成为毒品的一个修辞性的延伸,文学充当了制作美妙幻觉和致幻剂的功能.作为虚构、虚构的快感和幻象世界的体验与表达,可以说诗歌和文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某些限制.即使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娱乐、审美和道德教化等等功能之中,也一直存在着没有明言的虚构或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表述的制度.某些作品被接受的程度,某个历史时期文学本身被接受的程度都涉及到虚构的政治权利,或文学的政治性表述的制度.即使文学被接受,文学也是在虚构的政治权利和表述制度本身的框架内的接受,这种制度区分出不同的领域,如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娱乐和政治,叙事话语和论证话语,私人文本和权威文本等等之间的区别,允许虚构话语和虚构经验在不干预公共领域、论证话语逻辑和政治的权威文本的基础上拥有它的有限合法性.就像宗教虚构叙述和启示性话语早已被合理化地驱逐出公共领域,而只能在它的信徒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样.在文学的虚构体验和幻象世界被社会作为惯例以制度化形式接受之外,仍然存在着被社会的某些核心部分秘密地、非公开地拒持在外的合法性.
人类想以某种形式从日常体验中超越出来的欲望,不仅在宗教中得到了表达,而且也在其他世俗化的努力中得到了表达,它们可能深深地受到了麻醉性植物的影响.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说,可能存在着一部与麻醉性植物有密切关系的人类“想象的自然史”,以及与麻醉性植物有关的“文学的自然史”、“宗教的自然史”或“哲学的自然史”.在这么一部历史的某处,应该有谈论罂粟和大麻在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作用的一个章节.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试验了它.这些麻醉性植物在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人类敏感性革命”中扮演着革命和启蒙的角色.有人在柯勒律治的言论中认出了罂粟和大麻的修辞学痕迹:想象是一种可以“消融、漫射、驱散”,以便来重新创造的精神能力,朝向偶然性、即兴和无意识领域.不仅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和爵士乐或者是摇滚乐,都得益于这种转换性想象的观念.这些植物的生化毒素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诱导有机体突变的物质来起作用,它们是一些具有改变精神结构力量的化学物质,可以激发新的比喻、新的看事物的方式.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所有的写作都作为一服良药呈献给国王与臣民,但在柏拉图看来,“写作”这服药无助于好的、真正的回忆,它总是充满遗忘和幻影,德里达写道:“正是凭着真正的、活生生的记忆和真实,才能指控写作这剂坏药是一剂不仅引向遗忘,而且引向不负责任的药.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是漫游和玩耍迹象的孤儿状态.写作不仅是一种药(毒药),也是一种游戏,如果不受对哲学真理关怀的制约,写作就是坏游戏.于是在一个家庭情景的修辞学中,不存在对写作问题作出回答的父亲,也没有生动的、纯粹活生生的言语能帮助写作.”有趣的是,德里达指出,不仅是昆西和阿尔托这些瘾君子的写作,从荷马到但丁这些在最肯定、最具有生产性、最不可简约的意义上的写作,这些占支配性地位的人物,也卷入了这一历史.作家诗人所求助灵感、缪斯、神灵和精灵,并让自己的整个身心为这个幽灵所占据,“这是一种追随(“灵魂出窍的”)毒品某一天占据了空闲的位置的历史,或扮演一个衰弱的幽灵角色的历史.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上的挑衅,是一个召唤幽灵的技术问题:神灵、鬼怪、灵感和指令”.诗歌是自我表达的领域,似乎也是一个幽灵般的“他者”的显现之地.
写作一直是一个与身心的亢奋或恍惚状态有关的主题,这个写作自身的主题涉及“幽灵”和“本体论”,涉及一个二元对抗的观念谱系:虚拟和真实,自然与文化,自由与依附,解放与异化,公共和私密等等,这些两元对立的概念光谱也极其容易从一端过渡到另外一端.从昆西和阿尔托,到福柯和德里达本人,都面临这个幽灵的诱惑:如果可能,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我们难道不应该尝试某种起支配性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尝试那些被称为(创造和寻求)“灵感的历史”?这里隐含的问题似乎是:在对毒品所提供的“虚构的体验”中,什么依然是“令人亢奋的”“灵感状态”?它与文学诗歌所产生的虚构体验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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