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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的诗（学人｜|诗人穆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困境，无数中国学人奔走在离徙的路上，年轻的穆旦也是其中一员。在长沙临时大学所在的南岳圣经学校，穆旦积极探索诗歌创作，于11月完成被认为是他第一首成熟的作品《野兽》：“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翻白的花……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此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这首诗不长，短短的16行，但却受到评论家的积极评价，学者秋吉久夫认为“是讴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赞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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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随着日寇紧逼武汉、长沙，长沙临大只好从衡山湘水再迁云南昆明。当时一部分师生组成长途跋涉的“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长征”，穆旦同样是步行团中的一员。在这支队伍里，穆旦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为。他每天背英汉词典，当“长征”结束时，一本英汉词典也就背完了。据当年长沙临大经济系学生蔡孝敏回忆：“十一级查良铮兄，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词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全部撕光。 ”但是，在3000多里步行的途中，穆旦记住的远不止那本英汉词典。对于一个对现实有深切关怀的诗人来说，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底层的人民无疑是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为此，他写下组诗《三千里步行》：“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胸中燃烧着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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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时期穆旦在昆明
在步行团到达昆明之前，长沙临大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上课。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昆明，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一一西南联大成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新诗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其中有早期白话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朱自清、新月派领袖闻一多、浅草一沉钟诗人冯至、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等人；写诗的年轻人则有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杨周翰等人。他们一起研习中外诗艺，将中国新诗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步行团中的教授闻一多，一路上和学生同吃同住，长须飘飘，诗意盎然，沿途写生、谈诗，给穆旦以极大的影响和启示。此后，在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时，竟然编选了穆旦的诗歌作品11首，仅次于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穆旦才华的充分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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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诗人穆旦穆旦的诗】穆旦与妻子周与良
由于西南联大师生人数众多，校舍不够分配，西南联大设蒙自分校。在蒙自，穆旦选读吴宓教的“欧洲文学史”和威廉燕卜荪教的《莎士比亚》和《当代英诗》等课程。他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一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尤其是在年轻的英籍教授燕卜荪的启发引导下，他对拜伦、济兹、布莱克等英国浪漫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入迷，同时还专心攻读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诗歌。与此同时，穆旦还在蒙自开始学习俄文，他跟着历史系的教授葛邦福学习，学得非常认真。同学们经常看到穆旦在蒙自海关大院的教室里和葛邦福坐在一起，虚心向他请教。 1938年8月文法学院迁到昆明，穆旦又选修俄文教授刘泽荣的课，这为他以后翻译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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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及其友人
在西南联大，穆旦、王佐良等一批喜欢诗歌写作的学生积极组织和参加一些文艺社团，当时联大有南湖诗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等，由学生组建，请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教授作指导或顾问，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如讲座、座谈会、诗朗诵、谈论会等。据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回忆，南湖诗社创办时，征求穆旦意见， “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记忆犹新” 。穆且不仅同意办社宗旨，列名发起人，还积极帮助发展新社员，并经常为诗刊写稿。除积极举行各种活动外，这些文艺社团还自行印制一些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南湖诗社的《南湖诗刊》上，就发表过过穆旦、赵瑞蕻、刘兆吉、向长清、周定一等人的作品。文聚社的《文聚》是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的，创刊号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再改为不定期丛刊，又改为《独立周报》的副刊，一直出版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穆旦在《文聚》创刊号上发表了现在被视为中国新诗经典之作的《赞美》。据统计，在《文聚》杂志上发表诗文最多的，老师是冯至，学生是穆旦。在西南联大这片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里，众多的文艺社团培育成长了一大批著名的青年诗人，穆旦就是同学们仰慕的“校园诗人”之一。他在学习之余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在大后方的诗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众所瞩目的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