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 , 浙江大学发文筹建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 , 于次年8月正式揭牌 。 而如果从2012年浙大校方邀请社会学家赵鼎新共同着手构想建立一所国际化、跨学科的前沿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开始计算 , 浙大高研院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 。
赵鼎新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 , 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 , 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 。 后赴加拿大留学 , 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 , 此后转向社会学 , 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 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 。 他从2012年开始以访问教授的形式在浙江大学工作 , 后担任浙大高研院院长 , 2021年11月起全职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 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和访问教授 。 赵鼎新曾在2009年到2010年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驻访学者 , 在考察了海外各大高研院模式并结合国内学界实际的基础上 , 赵鼎新为浙大高研院选择了斯坦福模式 。 正式运行6年多以来 , 浙大高研院尝试用一套不同的评价标准为原有学术体制注入一股人文精神 , 这一来自西方的学术驻访制度因而与国内学术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磨合 。 在这个访谈中 , 赵鼎新讲述了浙大高研院的缘起、目标与现状 , 也谈到了人文学科的困境、价值与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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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澎湃新闻:您参与了浙大高研院从筹备到创建的全过程 , 请您先谈谈高研院的缘起和背景 , 以及为什么选择采用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模式 。
赵鼎新:我是2012年以访问学者的形式短期到浙大工作的 , 不久后 , 当时浙大的罗卫东副校长就找我谈 , 说想办高研院 。 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很多大学都在办高研院 , 他跟我谈了之后我就做了一个调查 , 发现国内很多高研院都办成了研究所 , 即引进一些学者到某个大学来做某种“高等”的研究 , 同时也有一些既没有驻访项目 , 也没有多个在聘做“高等”研究的学者 , 而只是请一些知名学者来作报告 , 同时也有极少数虽然有驻访项目 , 但主要是提供给本校的学者 。 这与我当时了解的国外比较成熟的高等研究院是有一些偏差的 。 我在2009年到2010年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驻访了一年 , 此外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以及专业特性更强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等等我都是有所了解的 。 当时国内对“高等研究院”这个概念不太了解 , “高等”对应的英文是advanced , 其实更有“前沿”的意思 , 应该翻译成“前沿研究院”也许更好些 , 翻译成高等之后似乎就带上了“高人一等”的意味 ,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 我这儿想说的是 , 国外凡是有固定编制做“高等”研究的高等研究院其实效果都不是太好 , 原因之一就是做着做着几个固定编制在没有教学等任务的情况下就做成死水了 。 即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水平的机构也不能幸免 。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下面分好几个研究所 , 里面的教授当然都不错 , 但一点也不能说他们比普林斯顿不在高研院的教授水平更高 , 已经完全不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爱因斯坦等人创建时的情况了 。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些风气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 比如工具理性盛行 , 学术水平的认定高度指标化 , 原创性工作鲜见 , 各种学术不端作风却很普遍 。 学术风气很浮躁 , 各种学术头衔徒有虚名 。 我觉得高研院要做好 , 就要组建一个中青年为主的学术团体 , 同时在内部确立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是第一要务 , 因此就花时间组建一个质量很高的学术委员会 。 这个学术委员会运行6年多以来 , 其质量可以说是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 。 我打心眼里感谢他们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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