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决定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采取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驻访模式 。 原因是这一模式不但不会造成大量固定编制人员而造成的“死水”效应 ， 并且成本要低很多 。 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一年的运行经费差不多是500万美元 ， 而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预算要高得多 。 从理念到选址 ， 当时的林建华校长、罗卫东副校长等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 。 当时的浙大领导决定一年投500万 ， 第一期先做三年 。 在罗校长和其它浙大领导的协调下 ， 我们同时申请到了20多套住房 ， 可以让驻访的学者在这里真的静下来做点学问 。 没有浙大校领导长期的支持 ， 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是坚持不到今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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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高研院所在的浙大之江校区
澎湃新闻：这一诞生于西方的学术驻访制度在被引入中国后经历了怎样的本土化历程？与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和高校行政体系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磨合？
赵鼎新：国外高研院的项目时间往往更长 ， 因为国内没有真正的Sabbatical（学术休假） ， 我们做得很灵活 ， 一年两期 ， 至少三个月 ， 但这个模式在国内当时已经是很大的创造 。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能把一个问题想清楚就不错了 ， 所以我们侧重招一些项目做到写作阶段的学者 ， 这一他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来到浙大想做些什么 。 高研院除了为驻访学者提供一居室或者两居室的住房之外 ， 还提供每月1万5的津贴 ， 还有每天的工作午餐 ， 让他们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 还有一些工作坊 。 而且只有当过一次驻访学者 ， 就有回访资格 ， 之后还可以再申请回访 ， 只要有空余的住房就可以来 ， 只是津贴没有了 。
刚开始我们的确很担心没人来申请 ， 或者申请通过的人因为学校不同意之类的原因来不了 ， 第一第二届的时候也确实费了不少周折 ， 但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做得非常认真 ， 几年运行下来 ， 现在能被浙大高研院接受在许多学校看来已经是一种荣耀了 。
创办的时候当然有反对的声音 。 因为驻访学者的论文产出不需要和高研院挂钩 ， 当时很多人跟我说 ， 高研院这种模式就是“买个炮仗给别人放” 。 有幸的是当时浙大领导已经很重视文科了 ， 我就跟他们说 ， 高研院能够给浙大带来更好的学术氛围 ， 让大家觉得浙大注重基本学科了 ， 不浮躁了 ， 这是一个很重要信息 。 另外斯坦福高研院虽然不是引进人才的工具 ， 但几十年来也为斯坦福吸引了不少人才 ， 斯坦福的人文社科六七十年代还乏善可陈 ， 现在却很强大 ， 与高研院的存在不无关系 。 总之讲了一大堆好处 ， 最后在林校长罗校长的支持下做起来了 。
做起来之后仍然有很多攻击 。 比如有人说一年500万的经费比一个系的经费都多 ， 但实际上这里面一大半是交给学校的租金 ， 剩下可支配的也就200多万 ， 而一个系除了一年几百万的运行经费之外 ， 还有高额的引进人才的住房和工资支出 ， 这种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 我们也被要求去争取社会捐款 ， 因为国外名校的高研院经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捐款的 。 为此我们做了很大努力 ， 也略有成效 ， 但总体上属于杯水车薪 ， 原因是国内目前私人企业捐款主要集中在互惠性捐款和政府政策导向性捐款这两部分 。 还有人挑剔被录取的驻访学者里面有一些不是来自名校的或者只是副教授 ， 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所采取的一套与当前国内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 ， 大量的带有头衔的大牌教授在我们的标准下没能被录取 。 也正是在我们这种学术评价体系下 ， 我们的高研院在国内和国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当然 ， 我们这么做的确也带来一个问题 ， 那就是在学术头衔文化通行的情况下 ， 我们这么做的阻力和压力的确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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