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前面说到浙大高研院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达成了很多目标 ， 您觉得目前它和斯坦福行为高等研究中心等国际顶尖的高研院还存在怎样的差距？
赵鼎新：浙大高研院有一个局限 ， 那就是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都是在西方的人文社科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我们仍然要学习和继承这一西方体系 ， 因为其中大量的东西现在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 ， 我们同时也要继续学习西方学者的高度专业性的治学精神 ， 因为这正是当前中国所缺 。 但是 ， 西方的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误区 ， 对此我们必须扬弃 。 但是不管我国的学者如何做 ， 只要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主宰 ， 我国人文社科学界所提供的思想就很难在世界上确定中心的地位 。 简单讲就是 ， 只要中国产生不了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在世界上能取得重大影响的人文社科话语体系 ， 浙大的人文高等研究院办的再好也不可能取得像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世界上的同等影响 。 事实就是这么严酷 。
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有一个传统 ， 我们也在学 ， 那就是在每个驻访人员的办公室门上贴上该办公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工作过的所有驻访学者 。 那年我看了一下我在的那个办公室的记录 ， 真正感到了这一整个房子的“鬼”给我的压力 。 我记得我的办公室第一任驻访学者是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 ， 后面则有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Denial Bell）, “世界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写了《文化解读》一书的人类学家格尔茨 ，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等 。 看完之后我就坐在那里感到压力山大 ， 因为这些可都是定义了自己学科方向的人 。 我之所以在当时很震撼 ， 并且事后经常想起此事 ， 是因为仅仅在我一个办公室工作过的学者就如此厉害 ， 充分体现了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定义西方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 这一点我们浙大的高研院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 但是我们能为对学问有敬畏之心的学者提供一片净土 ， 为国内浮躁的学术带来一股清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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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高研院学术活动 。
澎湃新闻：您谈到国内人文社科面临着学术评价体系理工科导向、各个大学和学科巴尔干化等困境 ， 也谈到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 ， 事实上近年来全世界的人文学科都在走向衰落 ， 应该如何看待人文学科的普遍性危机？
【模式|专访｜赵鼎新谈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历程与追求】赵鼎新：西方人文学科的衰落是另外一个问题 。 芝加哥大学那样一个经典的理论产出中心也在衰落 ， 曾经长期以来是美国青年教授最向往的地方 ， 现在也不如从前了 。 这是因为我们人文学者不管做什么研究 ， 写出来的其实都只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 而不是事实 ， 我们只不过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 ， 试图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事实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 但建构和事实之间的张力很难完全弥合 。 西方现在的中青年教授 ， 他们记忆中最大的事件是2008年金融危机 ， 年纪比较大的教授记得的是民权运动 ， 他们看待世界的时间尺度很短 ， 想象力因此受到了局限 ， 失去了经历了二战一代学者的气象 。 一般来讲 ， 歌舞升平两三代人以上 ， 人文社科的学术就可能会走向高度专业化下的无聊 。 有一次我和一位古典学教授聊天 ， 我说我发现中国每一个朝代到了盛世的中期后 ， 学术就会走向形式主义 ， 变得无聊、等等 。 他说罗马也是一样 ， 5个好皇帝的中后期是学术最无聊的时候 ，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 但是尽管如此 ， 西方人文社科学术从业人员很多 ， 其中有大量的优秀作品 ， 我国人文社科要赶上的路还非常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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