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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何彦霄评《何谓语文学》︱为何语文学？( 二 )


这本书是一部译文集 ， 收录了十九篇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语文学的文章 。 尽管两位主编并没有给这些文章进一步划分 ， 但根据文章类别 ， 这十九篇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到六篇和第十二篇是西方语文学的反思 ， 第七到到十一篇是东方语文学的反思 ， 第十三到第十九篇是对语文学本身的反思 。
这本书的名字直接来自书里的第一篇论文“何谓语文学” ， 作者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1988年在哈佛大学组织举办了“何谓语文学”的会议 ， 而该文则是对这场会议的综述 。 尽管这场会议是二十多年前举办的 ， 根据这一综述 ， 里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 ， 特别是语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 。 作者根据自己的中世纪研究专长 ， 特别有洞见地指出这一张力类似于中世纪时文法和辩证法之间的张力 。 同时 ， 这是一场跨学科的会议 ， 与会者既有荷马专家格里高利·纳吉（Gregony Nagy） ， 也有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 还有印欧语专家凯尔瓦特·威特金斯（Calvert Watkins） 。 可以说 ， 《何谓语文学》继承了这一工作 ， 将对不同区域的语文学的反思集中起来 。 接下来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何谓语文学的力量”取自作者同名著作的导论 ， 作者以罗曼语文学家的视角 ， 对语文学背后的工作（识别残篇、编辑文本、历史评注和对文本历史化）进行了文学理论反思 。 而接下来四篇文章都是对古典语文学历史的介绍和反思 ， 门马晴子、特纳（James Turner）、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是从非古典学家的角度、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古典学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行概括 。 而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则是从古典学家（更确切说 ， 拉丁诗歌专家）的视角 ， 反思了古典语文学 。 托马斯的文章特别提到了两点：当时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有对古典学做贡献的潜力；新出土材料在不断拓展古典语文学研究范围 。 可以说 ， 托马斯的这两个展望都已成为现实 。 托马斯提到的新历史主义在八十年代刚刚在英语系里成为潮流 ， 如今已是古典语文学（尤其希腊文学）的主流方法之一；而新出土的纸草和铭文的确也在不断扩展古典语文学的文本研究范围 。 如果说托马斯的文章表现出古典学家对语文学的自信 ， 薛爱华（Edward Schafer）的“何为汉学 ， 如何汉学？”则表现了作者作为以语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汉学家对二战后美国时兴的社科取向的“中国研究”的担忧 。 回过头来看这篇源自1982年的演讲文章 ， 作者的担忧完全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现在以语文学为取向的传统汉学研究的确在美国东亚系框架下成了小众方向 。 在此之外 ， 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和诺曼（K. R. Norman）的文章则分别对梵文语文学和佛教语文学进行了基本介绍 。 作为补充 ， 卡贝松（Jose I. Cabezon）的文章则是方法论反思 。 这篇文章对不同路子的佛教研究各打五十大板 ， 比如认为北美佛教学者语文学功底不够 ， 喜欢用理论代替材料；而欧陆和日本学者则过于语文学 ， 限制了文本的解读活力 。 尽管卡贝松仅仅是对佛教研究进行反思 ， 他对不同学术传统得失的评论 ， 基本可以概括欧陆和北美人文学科的不同学术趣味 。 诺伊维尔特（Angelika Neuwirth）的文章则从语文学的角度 ， 对《圣经》与《古兰经》的互文性进行了分析 ， 从语文学的角度阐释了作者对伊斯兰兴起这一重要思想史事件的思考 。 而孔妮格（Christoph Koenig）的文章则是通过对里尔克的一首诗的分析实践 ， 阐发作者对语文学的理论思考 。 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小见大 ， 从文本分析角度引申到大的思想史和理论问题 。 接下来的两篇同名文章 ， 德曼（Paul de Man）和萨义德（Edward Said）的“回归语文学”都是从批评理论家的角度对语文学进行反思 。 如果说德曼更是从文学研究本身的角度强调语文学的重要性话 ， 萨义德则是从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角度强调细读文本的重要 。 接下来哈芬（Geoffrey Harpham）与麦思林（Markus Messling）则是在德曼和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的命题下 ， 从语文学历史的角度对语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 特别是十九世纪语文学背后的种族思想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哈芬很好地阐释了“回归语文学”命题所揭示的语文学背后的力量 ， 强调语文学表面的枯燥乏味背后是一强大的批判力量 ， 是对宏大叙事权威的构建 。 最后的三篇文章则是波洛克以印度学家的角度对语文学进行的理论反思 。 “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直接表现了作者作为语文学家对语文学在现代技术化世界里处境的担忧 。 从纯学术的角度 ， 作者在欧亚文艺复兴的史学观念影响下 ， 对早期近代欧洲、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的语文学早期研究进行了介绍 ， 可以对之前的文章进行补充 。 同时 ， 波洛克也回应了德曼与萨义德的回归命题 ， 认为他们仅仅是从文学批评家的角度强调文本细读 ， 并没有真正进入语文学家的世界 。 “语文学的三个维度”里则揭示了语文学内部的张力 ， 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路径；而“语文学与自由”一文则更从意义的角度强调了语文学究竟为什么还需要在二十一世纪存在 ， 能给人类未来带来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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