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何彦霄评《何谓语文学》︱为何语文学?( 三 )



Jan|何彦霄评《何谓语文学》︱为何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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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德曼
可以说 , 总体上 , 这本不算特别厚的书在论文选择上兼顾了西方语文学和东方语文学 , 兼顾了实践和理论 , 也兼顾了古代和现代语文研究 。 当然 , 在论文选择上 , 也不可避免包含了两名编者自己的趣味 , 西方方面占大头的是古典学 , 东方方面占大头的是佛教研究和印度学 。 在近东和中东方面 , 只选择了一篇关于古兰经的研究 。 尽管该文章涉及了圣经研究 , 但这本书并没有选择关于圣经研究方面专门的介绍与反思文章 。 在西方语文学历史上 , 圣经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古典学 , 尤其是亚述学和闪米特语文学都是直接从圣经研究中产生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与此同时 , 书中文章对古典学历史的介绍则是依循希腊化和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这一传统线性叙事方式 , 忽略了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和阿拉伯语文学对希腊古典传承的重要作用 。 而对此 , 国内已经有不少介绍 。 因此 , 该书尽管选择了关于古兰经的讨论 , 却忽略了古兰经之外的阿拉伯语文学传统 , 这也是一个遗憾 。 当然 , 对古典学、印度学、汉学的同时涵盖已经使该书能超越市面上其它仅限于介绍西方语文学传统的书籍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两位编者选择的作者都属于当代学者 , 其中薛爱华、保罗·德曼、萨义德虽然已经作古 , 他们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对当代学术仍然有很大影响 。 因此沈先生强调的回归语文学 , 其旨趣应该是和德曼与萨义德一样 , 并不是拒绝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理论进展 , 强调对语文学一种乡愁式的复古 , 而是从当代学术的角度 , 强调语文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基础学科 。 正如两名编者在导言结束时所指出的 , 语文学和理论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 , 而应该是分工 , 语文学是基础 , 而理论需要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升华 。
对此 , 德曼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格兰·莫斯特(Glenn Most)也许可以表明这一点 。 他在耶鲁比较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 , 又去德国图宾根大学读了古典语文学的博士 , 完成了关于品达的博士论文 。 后来 , 在海德堡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教授时 , 他又组织会议对语文学实践进行反思(对此 , 贡布莱希特和波洛克在书中的文章都有所提及) , 可以说践行了德曼的“回归语文学” 。
在此之外 , 笔者还可以想到一位学者的学术实践可以阐发理论和语文学的互补关系 。 哥伦比亚大学的希腊化史专家John Ma虽然主要领域是古代史 , 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 , 尤其是古希腊铭文学家 。 他在1994年在《剑桥古典杂志》( The 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黑色猎手各样”(Black Hunter Variations) 。 这篇文章对罗马时期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客蒙传》记载的一个公元前1世纪的逸闻进行了解读 。 这篇文章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 第一部分是用法语写的 , 第二和第三部分则是用英语写的 。 法语写的部分是从法国结构主义角度对这一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 , 可以算是后现代的带有理论旨趣的研究;而英语写的第二部分则是对这一部分的希腊语文本进行了注疏 , 算是传统的古典语文学工作 。 在最后部分 , 作者则进行了理论反思 , 强调面对古典学里的不同路子时 , 究竟仅仅是选择站队去嘲笑另外一方(理论方认为语文学方没有思想而语文学方认为理论方只是卖弄概念)还是可以进行综合?作者用这篇文章表明 , 这两种路子并不矛盾 , 可以共存 。
后来 , John Ma的学术实践继续沿着这一综合的道路 。 在他出版于2000年的《安提奥库斯三世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 Antiochos III and the Cities of Western Asia Minor)里 , 从公元前三世纪末希腊化的著名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互动的角度 , 对帝国与城邦这一希腊化史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 这本书第一和第二章是传统的政治史叙事 , 探讨了公元前三世纪塞琉古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势力进退;第三和第四章则运用了奥斯丁(J. L. Austin)的话语分析理论 , 对与安提奥库斯三世相关的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市的铭文进行了解读 , 从话语实践中反思希腊化帝国是什么 , 这可以说是非常后现代和理论趣味占主导的研究 。 但是 , 最后有一长长的附录 , 作者对所有用到的铭文进行了整理、翻译和注释 , 这又是非常传统的语文学工作 。 因此 , 作者的理论趣味和关怀并没有与更加枯燥的铭文整理工作冲突 , 两者反而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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