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潇|三个盲人女大学生的毕业季( 二 )
“没有人是每时每刻无所不能的，每个人都有失去能力或者存在障碍的时刻，我们这样都是正常的。”邬逸帆说。
一些报道用“身残志坚”形容残障者的成功，女孩们都认为有些冒犯。“这里面是隐含歧视的。”周文晴说。
“很多人讲的关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俯视这个群体。”吴潇也加入了讨论。别人对视障者的固有看法，时常令她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与朋友打车时的遭遇。司机起初没发现她是视障者，还调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因为教的小孩没有升学压力”。吴潇忍不住反驳，“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学生也有对学历的追求”。
司机好像这才突然反应了过来：“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语气随即变得柔和，“我以为你戴了美瞳。”见吴潇沉默，司机极力想表达安慰，还劝她“以后还是要找个视力正常的来照顾你。”
吴潇没再答话，“当时我有点难过，为什么视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顾？”
她们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周文晴说，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邬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实是一个挣脱桎梏、摆脱原有命运的过程。”
原有的命运是什么？“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邬逸帆说，这是几个人的共识。
邵磊在长春大学读的是针灸推拿学专业。根据规定，像他这样“单考单招”的视障学生，只能在长春大学选择这一专业。许多同学不承认自己是“做推拿的”，而是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既然读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但现实是，对推拿专业的视障学生来说，不论学历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他们能考取的资格证书，都是“盲医证”，这个资格证的全名叫“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与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相比，在诸如药物处方、针刺治疗等方面，“盲医证”还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医院愿意录用视障推拿职工，他们可以开展的医疗业务也十分有限。
由于体检标准中包含视力检查，视障者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邵磊很沉默，心思也不在吃饭上。作为唯一的男生，他腰板挺直地坐着，双手摸索着给身边的女孩们递纸巾。
文章插图
5月20日，四人聚餐后准备拍合影，左起邵磊、周文晴、吴潇和邬逸帆。新京报采访人员 苑苏文 摄
难以抵抗的命运
1998年的那个腊月，黄卫娟把只有两个月的周文晴抱在怀里，搭上摇摇晃晃的火车去了北京，到了同仁医院。直到小文晴被确诊为先天性视神经萎缩，黄卫娟依然不愿相信。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虽然临近年底，但黄卫娟心情低落，无心过年。她观察登门拜年的亲戚，没有发现谁的眼睛有病，“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视，两个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没问题。”
她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睛，外观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连黄疸都没有。
这双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时显露了异常。“怎么就不看东西？”黄卫娟在医院工作，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投以极大的关注。书上说，孩子在满月前就有了一些视力，可以看黑白卡片，但当黄卫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动，孩子却毫无反应。
老人们安慰这个新妈妈：“可能孩子太小了吧？”但孩子满两个月后，眼睛依然不追物。黄卫娟急了，把孩子抱到了医院。徐州的医院走完一圈，她又把孩子抱到了北京，得到的是更权威的坏消息。
“不愿意相信，两个月的时候，觉得是不是等到三个月就好了，再然后是不是一百天就好了，等半年就好了，也说不定两岁就好了，六岁就好了，后来我想，他们都说12岁扎根，那么是不是12岁就好了？”黄卫娟说，随着孩子长大，她不断给自己新的希望，希望又不断破灭，最后终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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