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潇|三个盲人女大学生的毕业季( 三 )
黄卫娟和丈夫周德刚出身农村，在当地老人的印象里，视障孩子更容易滑向底层。“在我们农村，都是去学算命。”有人劝黄卫娟“这个孩子别要了”，这让她很生气，“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生的，怎么能说不要？”
周文晴的视神经萎缩是进行性的，这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情况更加严重。小时候，她仍有视野，“接近于桶状的。”黄卫娟说，为了尽可能保留女儿的视野，小家庭倾尽所有。
回忆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医院看眼睛”。她没上过幼儿园，不去医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种各样刺激视神经的项目”。
周德刚说，带女儿去北京看病的频率，从最初的半个月一次，逐步降低到两个月一次。在家里时也要训练，为此他把工作调成夜班，“每天白天帮她锻炼8个小时，包括感统训练，皮肤刺激，很多项目。”
但周文晴的视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周德刚回忆，女儿三四岁时，视力最好，“我们单位有个篮球场，她可以自己在那儿骑小自行车”。他翻开相册，照片里的周文晴逐年长大，眼神也逐渐偏离镜头。
文章插图
2004年，黄卫娟（左三）带着不满六岁的周文晴（左四）在北京治眼睛的时候，和朋友在天安门留影。（翻拍照片）。新京报采访人员苑苏文 摄
五岁半到六岁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专注于康复训练。当时的北京，还可以租住便宜的地下室，“老鼠不断。”黄卫娟说，在海淀区的一个门诊部附近，平日里由姥姥和奶奶看管周文晴，她休息日两头跑，四口人在十平米的地下室生活。
从北京回来后，黄卫娟打听到徐州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眼病，她早出晚归，每天带着女儿坐火车往返新沂和徐州。“围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针，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扎针的日子持续了半年。
插片白天鹅
黄文娟对多次的无功而返感到麻木，她记忆里珍藏的是女儿的坚强和聪慧。往返外地的火车上，有人在卖“魔棍”，那是一种可以组成各种形状的棍状玩具。周文晴虽然看不见，但她仅靠触摸，就能把列车员编好的形状拆开一遍，然后完整复原。
2006年，八岁的周文晴进入徐州特殊教育学校，与聋生共同学习。“我女儿是比较聪慧的，反应特别快，一教就会。”但黄卫娟发现，女儿在这所学校的提升有限。
两年之后，不满十岁的周文晴离开父母，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下称南京盲校）就读三年级。这所学校创建于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学的两年前，这所学校刚成为“江苏省盲人教育资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入学考试后，周文晴从此寄宿在南京盲校，黄卫娟和周德刚每个月去看望几次。“刚去的时候她想家，她哭我也哭。”黄卫娟回忆，当时夫妻两人的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路费上。
周文晴在学校学会了剪纸和插片。黄卫娟还保留着女儿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纹复杂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还把小纸片折成三角形，一个垒一个，插出了白天鹅。
邬逸帆也是2008年进入南京盲校，她是镇江人，先天弱视。“8岁之前视力都还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点，上课坐第一排就行”，据她回忆，上完一年级后，她的视网膜脱落了，修补手术后再次脱落，失去了挽救机会。
进入南京盲校后，邬逸帆就读一年级。1997年出生的她，进入盲校时已经快11岁，她在小学阶段跳级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级后，跳级直接上了初中，两个女孩成为同届同学。
盲生的另一条路
2014年，初中毕业，两人面临选择。南京盲校没有设置高中，如果选择校内升学，只能进入中专，专业也只有中医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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