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 。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 。
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 。
《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襟，庸常之人难以窥见 。
《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 。
所谓“礼崩乐坏”是也 。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 。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 。“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 。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 。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 。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 。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
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追寻、拜访）七十余君，莫能用 。”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 。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
《春秋》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之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更大限度的自由 。“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
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 。《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 。
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 。“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 。
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 。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指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 。”
03 汉代及以降今文经学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种 *** 、技巧和传统，尤其被中国东西两汉时代的今文经学家所推崇和褒扬 。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
春秋笔法以合乎《礼》作为标准，既包括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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