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武汉大学教授杨华：“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是治标不治本( 二 )
新京报：相亲这种方式，对男、女都一样吗？
杨华：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大概在15%到20%的样子。因为女性在流出农村后，在发达地区“往上找”的成功率要大一点，毕竟在大众观念里，女性找更强势优秀的异性结婚是很正常的。男性就不一样了，通常要“下就”。那么在农村的家庭观中，就不如回老家找个本地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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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杨华在湖南农村与村民交谈。左三为杨华。受访者供图
“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在你后续的调研中，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发生了变化？
杨华：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的现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首先要有一辆10多万的车，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现在县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那么房子的首付、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高则七八十万。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这是传统生育观被动摇的表现吗？
杨华：不能算。其实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还是有的，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都很高兴。但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而如果第一个生的是女儿的话，就还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我之前做过一个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数据调查，90后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在1.5到2之间，80后是2出头，70后则更高一点。90后的生育数量比70后、80后降低大约21.3%和14.35%。
新京报：所以这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不一样。
杨华：不太一样。城市的低生育率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它还是整个价值观转变的结果。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双职工家庭，本身的生育意愿就非常得低。在事业发展面前，他们愿意生一个就不错了，更别说生三个。而农村地区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他们本质上生二孩、三孩的意愿是很高的，只是担心生不起，生育意愿被抑制住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杨华：在我的理解中，目前，农民的婚姻成本、生活成本与进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画等号。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听说成亲的条件是在村里起一座新房。而从2014年后，说亲的基础条件就变成了男方家庭到镇上、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农民都想到县城发展，都在追求城镇化的生活。
我之前对华中地区的几个县城进行调研，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在上升，多数区县的生育率却在下降。所以也可以说是城镇化影响了农村的生育率。比如说，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村，城镇化的比率非常高，我观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庭都在县城买房了。相应的，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就非常少，我几乎没有观察到几例，都担心养不起。
而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由于城镇化水平比北方低，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农村结婚、在农村生活，婚姻成本、生活成本都比较低，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出现得稍多些，有百分之三四十的80后、90后生育三孩。
“搞好了，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农民的城镇化生活？
杨华：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到县城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因为乡村教育在衰败，学生数量、学校数量都在减少。我调研的时候发现，生源、优秀教师群体都在往民办学校流动，而民办学校有90%都在县城。好些农村地区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有30个到50个学生的学校是最常见的，50人以上就算人多了。而在教育学的概念里，必须有一定的学生数量，让班级成规模、有梯队，教育才有可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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