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武汉大学教授杨华：“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是治标不治本( 三 )
因此，农村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升学率。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只能往县城走，在县城买套房，让子女进城读书。
新京报：这加重了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
杨华：这是最没有效率的生活模式。通常孩子在县城读书，由于缺乏寄宿、校车等服务，家长到县城陪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衡阳农村，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陪读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去东南沿海打工，爷爷奶奶则在老家种田。这样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块地方。且因为除东南沿海外，中西部地区工商业还不发达，农民到县里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陪读的母亲一般都是全职陪读。这就造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的浪费，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
而越是家庭负担大，越养不起孩子，越把所有的精力、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调研中，我就发现陪读的母亲常常会和孩子产生冲突，家庭矛盾很多。我接触的有陪读经历的母亲基本都不愿意生二孩或三孩。
新京报：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杨华：三孩政策放开后，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比如搞托育，小孩在半岁、一岁以后，由托育机构来托管，以此解放父母的劳动力，尽量不让生育和事业冲突。很多县城现在都在构建托育机制，有的是成立公益机构，有的是在工作场所、在单位设立托育地点。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
我觉得更本质的方法是，首先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第二是要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
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我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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