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发笔的内容 ， 既有导向神性的一面 ， 也有烛照内心的一面 。当他们将笔端反求诸己时 ， 儒家心性修养的内容就成为更佳的试笔选择 。光绪七年（1881）元旦上午 ， 在拜贺亲友、饮枣汤之后 ， 赋闲在苏州的李鸿裔（1831-1885）发笔数行 ， 并在日记中记下发笔内容：
上德养神 ， 知神当春 。知命不惧 ， 强恕不瞋 ， 克去太甚 。息心炼心 ， 不受纤尘 。凡有见闇 ， 如不见闻 。我心不妥 ， 猛龙可驯 。有事无事 ， 从容和平 。烦恼恐怖 ， 为心荆榛 。损之又损 ， 日新又新 。绵绵譝譝 ， 如月之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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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裔《邻苏日记》所载元旦发笔内容 ， 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李鸿裔并用朱笔在天头标注云：“神即是性 ， 随应随静” 。这一系列关于心性修养的自勉话语 ， 是李鸿裔对于自我的激励 。这种激励并未求诸神明 ， 而多是道学家修养的要求 ， 里头还夹杂一些佛家的修持手段 。李鸿裔属于特别信仰新年发笔、讲究敬慎用笔者 。其《邻苏日记》同治十三年（1884）元旦 ， “坐万默斋发笔 ， 书桐城张文和公《澄怀园语》数则 。……夜读《澄怀园语》三卷 。”正月初三 ， 以“黄素临《道因碑》” 。对新年里其他时候的阅读和动笔 ， 李鸿裔都郑重其事 。李鸿裔所为代表了一类儒家思想熏陶者 ， 他们发笔时往往不能忘情于“主敬”思想 。例如 ， 日记很少记载新年发笔事的孙宣（1896-1945）《宜楼日记》壬寅（1932）正月初一日 ， 早起焚香拜祖之后 ， 即“开笔试张栻《敬斋铭》” ， 《敬斋铭》言“事有万变 ， 统乎内心” ， 强调心的重要作用 ， 体现一种对内心世界的关注 。
敬慎于新年发笔的人相信 ， 这一系列行为能够为新年带来好运 。吉城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一日 ， “承水砚墨 ， 发笔书端 ， 得新意矣” 。此处所谓的“新意” ， 可能表明吉城对这次试笔十分满意 ， 认为这次书写得新年之意 。另一层意思可能是于日记中发笔 ， 自以为有新意 。总之 ， 在吉城看来 ， 新年开笔 ， 是能够给命运增添新鲜的意味 。
介于幽明之力与个人自省之间 ， 对读书人而言 ， 无疑以科考为更大事 。科举考试的偶然性催生了许多关于感应征兆乃至迷信的行为 。而许多文人的新年试笔 ， 正如前文梁章钜所论 ， 与科考密切关联 。以曾在济南作幕的安徽人孙点（1855-1891）为例 ， 其人有《梦海华馆日记》存世 ， 载光绪七年至十三年间事 ， 日记仅光绪十一年（1885）元旦记载发笔事云 ， “晨起 ， 发笔 ， 词云：‘……是有天命 ， 愿夺其魁 。归对孺人 ， 并顾稺子 。永庆团圆 ， 家庭乐事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 ， 落第后的孙点 ， 似乎很快忘记了发笔这件事 ， 日记中除记载“掷状元筹”之外 ， 初三至初五均以手谈（下围棋）收束 。光绪十三年正月 ， 家人也仍以手谈为主 。孙点此后多年的元旦日记中 ， 除贺岁外 ， 多作博戏 ， 观剧 ， 与居停主人“掷状元图”等 ， 无一提及发笔之事 。孙点偶或一现的新年发笔 ， 表明他对此并不重视 ， 然而这却是清代文人新年发笔的一般状况 。文人的新年发笔正如中国人的求神问卜一样 ， 讲求的是即时效果 ， 时效一过则无论灵验与否 ， 均抛诸脑后 。
四、纯粹读书人萧穆的“试笔”
对于中下层文人而言 ， 元旦试笔寄寓了强烈的愿望 ， 尽管功名富贵已经遥不可及 ， 但是这种信念 ， 已经幻化为一种惯习 。安徽桐城文人萧穆（1834-1904）几乎在每一年正月初一 ， 都会谨慎地试笔 ， 专注地读书写作 ， 并将这些行为明确登载到日记之中 。少年孤寒、中年以后落拓不得一第 ， 仅靠校书、教馆、入幕为生的萧穆 ， 以横跨咸丰至光绪间数十年的《敬孚日记》 ， 展示了一位真正读书人的本色 。对痴迷读书并搜罗乡邦文献为己任的萧穆 ， 新年试笔是如穿衣吃饭一般须臾不可缺的寻常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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