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五格三才( 三 ) _生活百科

把“循天”和“胜天”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明代马一龙《农书》：“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踰力者，劳而无功。”这段话说明，人力是可以胜天（自然）的，但这是以认识天时地利的规律为前提，并要按照这规律办事，趋利避害，才能达到目的。同时也指出：农业生产不能光靠力气，必须依靠知识，依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很深刻的，是“三才”理论的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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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地主制之取代封建领主制，农民在封建领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加强了经营的独立性，与市场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的过程，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低价收购粮食，在歉收年份或春耕和青黄不接之时高价出售粮食，从而牟利。而农业收成与“天时”（包括气候的季节变化和丰歉的年度变化）关系密切，于是又从农业生产的“天时”观念中衍生出商业活动中“时”的观念来。
古书中对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商贾“趋时”、“观时”、“逐时”、“守时”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春秋末年仕越的计倪，提出“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的论断，认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 。“凡举百事”者为“人”，这就是说，要以“三才”理论作为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活动的指针。他根据“太阴”（木星）运行周期中在天穹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年成的水旱丰歉，并进而进行商业预测，作为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所谓“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他把这套理论运用于国家对粮食流通的管理，创造了著名的“平籴齐物”法（《史记·货殖列传》）。这种“时”，可以理解为商业时机，而它与农业生产中的“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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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理论对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各个学派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到各个学派的学说之中。
儒家大师荀子的天人观基本上是以“三才”理论为基础的，他的“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正是“三才”理论的主旨。儒家的另一大师孟子在他的“尽心知天”、“天人相通”的天人观之外，也谈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也有不少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论述，其基础正是“三才”理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与《吕氏春秋·审时》的说法很相似。但这种“三才”说经过了他的改造，被放到他“天人感应”学说的框架中。所以接着他又说：“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周初年人格神的“天”的观念继承下来的，但由于受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内容和形式比之西周的“天人合一”都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天帝”已经具有自然的外貌，而且也承认作为“十端”之一的“人”，“ 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总之，儒家各派受“三才”理论的影响是很深的，以致扬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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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黄老之学就是经过改造了的道家学说。例如前面引述过的《黄帝四经》属于这一学派，其中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精彩论述，把“三才”作为“王天下之道”或治国的“前道” 。所以，它在论述天人关系时提出，既不能“逆天”，又要重视“人”的作用：“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经法·四度》）。
《淮南子》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道家，但也揉杂了各种思想成分，包括“三才”理论。所以《淮南子》虽然是主张“无为”的，但在农业生产上，却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道教不同于道家，但也有某种渊源关系，道教尊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为经典。在东汉时代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太平经》把“天地人”称作“三统”，认为它们是“相须而立，相形而成”的。“三统论”强调“阴阳相与合”的“中和”的作用，又认为“中和”是由人来主持和掌握的。可以说深得“三才”论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