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 二 )
而参加各种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城市家长安排子女课外教育的某种“标配”。
加上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投资孩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
加上商业势力也抓住社会大众心理并培养出新的教育消费观念——辅导班的作用不仅是“补差”，更重要的是“培优”，似乎人人都应该上辅导班。
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并升格。
为教育而共同作战：入学拼爹，开学拼妈因为不断升级的教育竞争和大量增加的教育消费，我国城市家庭角色分工也因此不断被重塑并发生变迁。
城市家庭以育儿为中心，教育母职化成为普遍现象，不但重塑了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家庭权力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迁。
学者柯小菁的研究认为，中国母职角色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次重构：越来越以西方母职为标准，传统中国孩童养育知识被质疑和改造，而且母亲更多承担了过去父亲所承担的子女教育责任。
尤其是在如今城市孩童教育白热化竞争中，城市教育母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随着教育“起跑线”的前移，母亲对孩子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甚至全面接管。
近年来，不但有社会流行语形象概括城市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入学拼爹，开学拼妈”，而且不少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拼妈”在城市中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城市女性也多数认同并接纳这种教育母职角色，面对工作与育儿的冲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达到工作与育儿的平衡，要么调整工作保证育儿优先，当冲突无法调节时甚至选择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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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可通过对北京家庭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发展和各类辅导班的升温，城市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母亲常常会以“教育经纪人”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参加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解放|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城市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和教育中越来越处于轴心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经纪人”角色的强化和泛化，家庭越来越成为以子女教育为核心任务的工作场所，家庭中的成人变成“教育合伙人”。
一方面，在夫妻角色分工上，母亲作为家庭育儿“总管”操盘孩童发展规划并且担主要的社会性抚育职责，而父亲更多起协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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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华人城市家庭中越来越常见，蓝佩嘉通过对台湾小学学生家庭的案例研究，发现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规划栽培任务也往往落在母亲身上，父亲多扮演“养家”角色，负责提供经济资本，而母亲则更多需要通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这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的“严母慈父”现象，即使是在电视剧对城市父母角色定位中也更多倾向于塑造“虎妈猫爸”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代际角色分工上，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传统上应由母亲完成的孩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多由祖辈分担。
现代城市家庭在育儿组织上呈现出“严母慈祖”的新格局：
母亲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了更具有权力支配的地位，而祖辈家长在孙辈教育中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走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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