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 三 )
为教育而内部开战：母亲强势守门，父亲节节败退在中国城市教育母职兴起和“拼妈”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家庭形成了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
首先是挑战了传统的父亲教育角色，父亲的教养投入常常因此而无所适从。
国外的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母亲守门员效应理论”：
母亲被视为自私的“花园主”，她们为了保持自身性别角色的独特性，约束、限制、排斥、监督孩子父亲（园艺工）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孩子教养的活动中去，从而使父亲教养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在不少城市家庭，在育儿阵地上节节败退的父亲正不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甚至是负面的角色。尤其随着一些博人眼球的流量媒体的推波助澜，“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成为深受女性读者热捧的流行词，似乎大量的妈妈们都在控诉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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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们也似乎一肚子苦水，很多时候这个群体并非对育儿工作不感兴趣甚至不负责任，而是他们在作为“教育经纪人”的妻子的专业标准面前，似乎做什么都是错的。
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影响常常是更具有长远价值的，但在快速化的教育消费时代，这些价值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受“教育经纪人”的待见。
当然也有少数的家庭养育是以父亲为主的，这在部分“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中尤其明显，但研究者也发现这更多只是父亲代替了“母职”的现象。
多数情况下，除了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接受诸如接送小孩去辅导班之类的分工外，父亲们在育儿上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很多人也就因此干脆放手不管。
另外，城市家庭中不仅基于性别区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革，基于辈分区分的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当西方母职标准遭遇东方儒家传统文化，常常面临更加复杂的场景。
中式城市家庭和西方家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祖辈出于自觉的义务和延续香火的期待，更多愿意分担孙辈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而年轻的父母出于尽孝的伦理和分担养育压力的现实需要，在家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多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共同育儿。
中国城市母亲尽管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更多话语权，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场，从而滋生各种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
在这样的场景下，中国城市女性常常承受着巨大的性别压力：
在工作场所中女性是“去性别”的，基本和男性同等的工作要求和强度；
而从工作场所返回家庭后，则常常要开始“第二轮班”（家务劳动）甚至“第三轮班”（辅导作业、送辅导班等）。
在西方母职角色强化和东方家庭伦理的冲突中，城市女性确实极为需要得到家庭系统的支持和理解。
但是，家庭毕竟不是工作场所，“教育合伙人”之间常常并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和边界。
尤其是祖辈家长的育儿经验常常和年轻父母所信奉的科学育儿理念发生冲突，祖辈的家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并又试图做出防卫或反击。
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共同参与育儿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很难彻底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难给予很积极的回应。
一方面是丈夫的育儿角色受到妻子的“守门员”角色排斥，另一方面是丈夫常常要顾及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孝道而试图平衡各方。
但这种平衡又常常会因孩子的教育事情而被打破并激发家庭内战，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控诉之为“妈宝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这种家庭内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如日积月累常常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子女教育问题而离婚的家庭正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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