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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成风口，但困境难解决( 六 )




不过 ， 校企共育是长期性的过程 ， 当企业看不到有利的投入产出比 ， 中途退出的几率并不低 。 彭玉蓉认为 ， 最后那些选择坚持下来的企业应该得到更多鼓励 。 “一些企业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 支持我们的专业建设 ， 支持我们的教学 ， 接纳我们的学生 。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令人感动 。 ”彭玉蓉说 ， “虽然我们的学生确实也能补充他们存在的人力缺口 ， 但来自更高层面的 ， 比如说政府、社会以及行业协会对企业在这方面投入的认可还有待体现 。 ”
从工厂“消失”的年轻人

作为新一代职校毕业生 ， 制造业已不在张扬和柏小玲的工作考虑范围内 。 互联网经济催生出更多灵活的工作机会 ， 在疫情过渡期 ， 张扬就当过一段时间的外卖骑手 。
剥削感重是年轻人不喜欢工厂的原因之一 。 柏小玲曾去一家喇叭生产厂做文职实习 ， 偶尔也会因生产需要去流水线上帮忙 。 为了提高效率 ， 流水线被要求以最高速运转 ， 一旦产品因为做不过来而堆积 ， 管理者就会训斥工人 。
除此之外 ， 频繁换人是小工厂里经常发生的事 ， 也是一些工厂的“省钱”方式 。 工厂一般会压10到15天的工资 ， 不适应的人很快就会走 ， 然后换新的人进来 。 柏小玲没有打算在工厂里长待 ， 因为收入微薄 ， 一个月只有不到4000元 。
“工厂里一般年轻人很少 ， 要么年龄很小 ， 比如零几年出生的 ， 刚中专或高中毕业 ， 要么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阿姨 ， 其他地方不愿意收她们 。 ”柏小玲观察到 。
“‘缺工荒’倒不一定是个特别坏的事情 ， 它可能会促进两个方面 。 第一是会让工厂考虑调整它的流水线和产能 ， 因为招不到人 ， 它的智能化水平就要提升 。 ”匡瑛解释道 ， “第二是它未来需要的人才就要更符合复合型素质 ， 这样企业要给的薪酬会更多 ， 对人的吸引力会增强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应该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 ”
10年前 ， 许辉曾经“卧底”富士康 ， 做过一次关于学生工的调查 。 学校将中职学生以实习名义“倒卖”给工厂 ， 从中抽取佣金费用 。 从形式上来看 ， 似乎是一种四方获益的局面——工厂解决了用人短缺的问题 ， 学校完成了实习指标计划 ， 政府获得了招商引资项目 ， 学生则可以获取薄弱的薪水 。 但在这种情况下 ， 学生们所做的是训练几个小时就可以胜任的简单重复劳动 ， 既无利于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 也无益于学生未来的竞争力提升 。
如今 ， 越来越多大型工厂在做数智化转型 ， 原本由人工操作的重复劳作正在被机械臂取代 ， 因此对人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
“智能化以后 ， 企业的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 比如岗位更多是人机互动 ， 人要赋予更多决策的功能 ， 因此以往两三个岗位的工作 ， 可能未来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 。 对技术人来说 ， 他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 可能有工艺问题、技术问题、客户体验问题等 ， 都要能独当一面 。 这对我们原来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匡瑛说 。
产线改造过后 ， 制造业对人力的需求会大幅降低 。 溢出的人力就会被新的服务业形态承接 。 “外卖骑手中可能有30%到40%是原来制造业退出来的人 。 等于说 ， 中国用了新的服务业经济吸纳制造业的失业 。 另一方面 ， 从劳动关系来讲 ， 制造业经过过去20多年的发展 ， 有比较完整的劳动保障体系 ， 但服务业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是比制造业要差的 。 ”许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 在上海的几份工作中 ， 张扬和柏小玲都没有和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 ， 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合同 。 这意味着公司不会为他们承担任何社会保障 ， 公司与个人之间也只是合作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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