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不只是搞活动 ， 学科学习应该占据生活的主体 ， 我对此表示完全认同 ， 事实上我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保守”的 ， 我认为北大附中应该尽可能培养基础学科研究人才 ， 也应当以学术能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 而我最感激附中的 ， 正是通过许多老师的课程启蒙 ， 对知识产生了真诚兴趣 。
附中进行了课程改革 ， 强调课程模块化、选择性 ， 注重过程性评价 ，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 。 为了推动这些变化 ， 王铮出台了很多措施 ， 比如在一些考试中 ， 老师不可以出不能完整考察理解的选择题、要求很多教室将“排排坐”的桌椅模式改成利于讨论的圆桌式、打破“四十分钟一节”的时间定式 ， 增加整块时间 ， 以利于开展讨论和实验教学等 。
这些措施始终有争议 ， 但其背后让学生深入、自主学习 ， 不局限于教材、考试而更关注知识本身的指导思想 ， 和附中多数教师的教育理念是相通的 。 附中更喜欢聘任有综合学术背景而不只是受师范训练的老师 ， 很多老师都是从学科、学术的角度讲授知识 ， 而不受限于基础教育阶段对这个科目标准化的理解 ， 这是附中教师一种整体性的特质 。
比如我受益最深的是生物课 。 我永远感谢韩冬老师 ， 不仅让我喜爱上了生物 ， 更借此打开一整个知识的天地 ， 对于求知本身的乐趣有了真切的体验 。 韩老师践行启发式的教学 ， 注重设立有挑战性 ， 但经过思考又能达到的学习区间 ， 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 他的课上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 引导我们向思想和概念的更深处前进 。 他特别强调“思维模式”“知识迁移” ， 总是叫我们思考不同知识概念甚至不同学科间的联系 。
我现在都清晰记得 ， 原本是最细碎、事实内容最多的细胞结构的内容 ， 因为和生态系统、生物演化等知识类比 ， 以及对“微观-宏观”“结构-功能”等关系的思考 ， 我学得津津有味 ， 甚至交出过一份用英文作答的作业——韩老师出了很多探索性的问题 ， 我自发地查阅了不少大学教材 ， 对“高尔基体”“核糖体”这些名词的英文熟过中文了 。 韩老师对这种稚嫩的炫耀 ， 也是包容和鼓励 ， 还借给我一本讲“内共生假说”解释线粒体起源的科普书 ， 鼓励我朝更深的方向思考 。 毕业时问韩老师近况 ， 他说要自己编一本生物学教材 ， 因为现有的不能叫他完全满意 。 其他科目 ， 如刘亮老师的物理课、胡可隶老师的化学课 ， 无一不是从学科本身传授知识 。
不过 ， 我在附中遭遇的最大迷茫 ， 恰恰来自于知识道路上的挫折 。 我对科学的兴趣虽然浓厚 ， 成绩却只能算中等 ， 应付一般知识尚可 ， 学科竞赛却毫无成绩 。 这让我意识到 ， 我不是能够推动基础科学进步的人 。 好在我对人文科学的兴趣日增 ， 最初的人文启蒙也是在附中课堂上完成的 。 马慨老师的历史课上 ， 让我们阅读“乌托邦”“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并做报告；酷爱鲁迅的董玉亮老师不断强调叫我们多阅读整本的经典；孙玉磊老师不要求我们死记谁是“初唐四杰” ， 反而让我们搞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规定”了初唐四杰的归属及地位 ， 引导我们初步思考文学史话语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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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董老师的国文教室和书
附中的时间安排自由 ， 又有免修等一系列超前的制度 ， 我得以有很多时间“看闲书” 。 忽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干脆去学人文学科呢？我把这个想法和一位老师说了 ， 他给我开了一些书目 ， 叫我先把《西方哲学史》读了 。 一次从图书馆走过 ， 他叫住我说 ， 不要写作业了 ， 有一位叫戴锦华的北大老师来做关于电影的讲座 ， 你去听听 ， 有好处 。 高三开始前 ， 我已经决定就读人文学科了 ， 我参加了理科高考 ， 但专业志愿依次填报了元培、哲学、中文 ， 最后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 同时修读了哲学双学位 。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 ， 正是戴锦华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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