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道”，是有无混一的，“有”亦是道，“无”亦是道，有无不分且同一的“玄”还是“道” 。有道理还是无道理，本身就是个破费思量需要“辩证”的事情 。也只有通过所谓的“辩证法”才能得以洞悉的 。这也正是《道德经》中，有与无之辨，同出于“道”而异“名”的“玄之又玄”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观其妙与观其徼” 。观其一妙一徼，就是中国人所认知的《道德经》中“辩证法”的全部 。“妙”在于其内有“道理”，“徼”在于其外有“行迹”（现象） 。辩证，既要观察它外在的行迹现象，又要思考它的内在道理规律，道理与现象是相配的同一的 。这，就是最朴素直接的“辩证法” 。
黑格尔的“有论”（Das Sein），也即“存在论”，于此有相同的阐释作用，但它更加地“纯思辨抽象”（思想之游戏，极限的形而上思维）而非“形象” 。黑格尔在梳理了西方形而上哲学思想后，将“有论”的逻辑（logos）讨论归纳总结为了西方逻辑学的开端 。
“存在道理”与“道理存在”是同义的，这种即使颠倒了语序也不会带来对其自身含义的否定的重言式语言，是人类最初形成思维的关键 。“存”与“在”也是这种重言语句，“道”与“理”还是这种重言语句 。“存在”即是“道理”，“道理”即是“存在” 。
反过来，“我在故我思”其实表达的含义也是一样的 。“思”的内容即是“道理” 。我们跳过一堆无用的形式逻辑证明的过程，直接用“logos”的形式语言的结果表达：存在=道理；其含义也即，存在的本质=道理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与道理的本质同一 。其实，纯粹的形式，就是语言之游戏 。但，“存在=道理”这样的形式语言的单一表达，也存在问题，它肯定了“存在”与“道理”的本质同一，而忽视了“存在”与“道理”形式内容的不同一 。这种问题，就是《道德经》中讲的“道”与“名”的问题：
“存在”是“道理”的外在感知，“道理”是“存在”的内在驱动 。这样的含义在以上的形式语言中是没有表达的 。而《道德经》是通过“妙”与“徼”来表达“存在”与“道理”的这种内外关系的 。“妙”与“徼”的内外同一谓之“玄” 。从我们今后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是个看重“道理”的社会，而西方社会则是个看重“存在”的社会 。虽然“存在=道理”，但，其形式内容却是不同的 。看重“存在”的社会，就是看重“外在感知”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不讲“道理”；看重“道理”的社会，就是看重“内在感受”的社会，但这也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外在感知”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一个“唯物”社会；一个“唯心”社会 。或者也可以讲：一个更注重外在的物质生活；一个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生活 。当然，实际的社会则是混杂的 。而，不是这种纯理论或历史的分析 。这是个相对的“真理” 。
最初，我们可以从思维认知的外在角度看，或可以说是从“客观”的角度看，人们只是能感知到外在的“存在” 。这就是《道德经》的“观其徼”，也就是黑格尔“有论”最先讲的：
这里的“有”，就是“存在” 。“存在”首先是相对于一般其他而被（“人们”的“认知反映”运动）规定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视角 。观察者，不是“有”自身，而是“Anderes” 。此“有”的观念，被除此“有”之外的“Anderes”规定 。从客观的角度看“存在”，这个“存在”即是最纯粹最直接的感性，而不是最纯粹最简单的理性 。这个“存在”没有更多的规定性，而仅仅是“存在”“有”的引起了感性的注意力的直接结果 。“存在”，即如婴儿的哭，并不知为什么哭；如美女之貌，并不能具体讲如何美 。这都是一种被引起的最直接的感性 。接着，我们又可以从反思（思辨）的角度看，这也就是《道德经》的“观其妙” 。黑格尔继续讲：
“有”也是自己“selbst”（“有”的独立的“反思”内在运动）规定“bestimmend”着 。这种内在规定的“存在”则是最简单的理性，而非最直接的感性 。因其从外在是不能直接获得这种内在规定性的，这种内在规定性是间接通过外在的感性而获得的 。如，我们直接看到一个人的表情，这是感性的，但只有通过比较其外在表情的变化，才能感知其内心状态 。因此，这种内在规定性的“有”，对于外在是不直接感性的，或者说是没“有”的，不“存在”的，然而，它却是事物本身的内在 。也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无”，才是事物本身的规定性的“本质”，也即最简单的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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