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果抽象地谈村落、家族的小共同体凝聚力也不是不可以，任何时代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所依附都是可以设想的 。与改革前的“唯阶级关系论”相比，如今谈论对家族、村落的认同至少是看到了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多样性，这自然是个进步 。
但在文化形态论的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 。首先，“乡村和谐论”比“租佃关系决定论”更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象，即过去称为“农村战争”的周期性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
因为如果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是那样温情脉脉，而乡村外部的国家权力又只能达到县一级而无法干预乡村生活，那种社会大爆炸怎么可能发生？退一步讲，即便乡村内部关系存在着紧张，如果真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爆炸又怎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爆炸通常根本不是在社区内发生然后蔓延扩散到社区外，而是一开始就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爆发，然后再向社区渗透的 。汉之黄巾“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至为典型 。
中华文明的政治思想的主线是“德治”，悠久的德治传统培育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德治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国魂” 。但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传统的“德治”也暴露出一系列弊端，比如，重德轻力的思想使得国势不张，屡遭外侮；儒家“三纲”思想束缚了人性的发展；封建等级特权导致道德的虚伪等等 。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旧的道德体系，建立了不同时期的新的革命道德观 。而十年“文革”动乱，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破坏了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 。又由于近二十年经济体制转轨，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社会急剧变化，使得道德失范成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要作好新时期道德文明建设工作，就要处理好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批判继承关系 。首先要认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的重心已经不同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便以家庭道德为主体，这种人际关系是相当固定的长期厮守或相处的关系 。传统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说的是家庭中的关系 。因此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的人是家庭人、角色人（同时作为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多重亲属关系的人） 。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交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位置和工作 。工作和事业成为个人生命中的核心部分 。而社会生产是在广泛的协作下完成的，人们的生活也突破了家庭的狭小空间，而在社会大家庭中同呼吸、共命运 。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下，人与人的平常交往，更多的是“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社会公众 。因此，现代人可以说是社会人、职业人 。其次，应认识传统人伦关系具有等级性和附庸性 。传统社会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绝对服从、隶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传统的德治往往打有等级社会的烙印，比如讲忠孝，总挥不去愚忠愚孝的历史梦寐，讲仁爱，也带着贵族君子施舍恩荫的意味 。现代社会人民是主体，是主人，是人格平等的公民主体、责任主体，把传统的忠孝仁爱思想拿到今天，由于时代变迁，人们往往找不着感觉 。由上所述，传统的道德从体系上说已经过时，但就其思想资源来说，它又有许多可供选择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道德建设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其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 。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作过巨大贡献，提出许多德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德目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 。新的道德体系要借鉴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这项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依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创造新的道德体系 。很显然，这是一件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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