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组词组 乎组词组( 七 )


五、新年发笔的家族性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 , 曾经遍布中国 。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 , 凡家蓄笔砚者 , 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一九四九年 , 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 。”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 , 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载 。改革***之后 , 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 。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 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 。例如:在家族之中 , 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 , 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 , 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的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 , 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 。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祖父嘱其新年发笔 , 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 。而在曾国藩家族 , 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 , 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 , 此后尽管时有辍笔 , 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 。曾国藩对新年发笔一事的坚持 , 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 , 应当影响到其子曾纪泽(1839-1890) 。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 , “早饭后 , ……旋至幕府贺年 。至上房 , 家人行礼 , 试笔作字 。”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 , “午后习字一纸 , 又写零字甚多 。”这天 , 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 , 对读父子二人日记 , 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 , 正是其事实上的新年发笔 。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 , 则从下一年度开始 。从现存曾纪泽日记来看 , 有十三个年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 。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 。此外 , 曾纪泽日记明确写道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 , 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 , 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 , 观儿辈发笔 。”可见 , 新年发笔在曾国藩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 , 而是家族传承有自的必须事宜 。而从观儿辈发笔一事 , 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 。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开笔的新年一景 , 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 。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 , 地方性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 , “有雪 , 诸儿开笔 , 大儿、三儿并吟五律” 。新年举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 , 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 , 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开笔 , 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 , 也象征着家族兴旺的香火绵延 。
新年发笔 , 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 。父辈写 , 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 。读书人家的孩子 , 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 , 发笔之后 , 才是玩耍和娱乐 。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 , 这天早上 , “在大人的安排下 , 洗漱后被叫去坐好 , 磨墨展纸 , 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 , 万事如意’八个字 , 将其粘贴在壁上 , 任务便算完成 , 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 。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 , 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全是福建人 , 这是否表明 , 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 , 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 , 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 , 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 , 表现出一定的族群特征 。

乎组词组  乎组词组

文章插图
冯婉琳《佩芸日记》整理本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八辑之《近代女性日记五种(外一种)》中 。
新年试笔逐步浸染到闺阁之中 , 更证明此风之盛 。清代闺秀日记日记存世不多 , 明确记载新年元旦事者更少 。山西代县人冯婉琳(1848-1914)为洪洞董文灿之妻 , 所著《佩芸日记》载有同治六年、七年、八年及光绪十年元旦事 , 其中光绪十年元旦日记云 , “晴煦无风 。诵经竟午 。试笔作楷 。”初二日“用牙牌课卜行年” 。新年占卜并试笔 , 是洪洞董氏家族传统 , 董麟、董文焕(1833-1877)兄弟《观阜山房日记》《岘樵山房日记》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经》占卜的记载(《观阜山房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载“占牙牌” , 《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载“元日试笔 , 再用东坡除夕韵” 。看来 , 冯婉琳试笔或与董氏家族元旦试笔之风有关 。不过 , 与董氏兄弟多作试笔诗的方式不同 , 冯氏试笔是作楷书 。可惜 , 冯婉琳日记明确记载元旦“试笔”仅如上一次 。其同治七年(1868)元旦日记记载牙牌课卜 , 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始提及“作楷”(62页) , 这或许也是一次试笔 。尽管关于女性在传统中国新年试笔的记载甚少 , 但冯婉琳的日记至少表明 , 闺阁之中已浸染此风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