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四 )


浦东人强烈希望与杜月笙建立合法联系 ,以运用他的影响力达成多种有用目的 ,这使得浦东同乡 会在其他方面也激发出类似的创造性 。 在 1931年就创立新同乡会发布征求会员宣言里 ,黄、杜、穆、王 就提出 ,与上海的其他同乡组织不同 ,浦东人不算外地人 。 “所幸吾人旅沪于故土 ,仅隔一衣带水 ,与他乡作客不同” 。 然而 ,这并不妨碍成立旅沪组织 ,组织者们马上投入行动 ,建立了 73个以上“征求队” 来注册会员收缴会费 。 部分“征求队”按常规的城区 (例如宝山县、南汇县 ,川沙县 ,等 )划分设立 ,杜月 笙则负责上海县的会员征集 。 但另外的“征求队”按“界”来划分 ,其范围反映了杜月笙遍及上海整个城 市的广泛的社会网络: 政党 ,军队 ,政府 (两队 ) ,市政府、交通 (三队 ) ,银行、保险、交易所 (两队 )、律师、 报纸、警察 (两队 )、中医、慈善界 ,以及各个主要的商贸业 ,包括杜月笙的贩卖水果的老行当 。 王一廷则 主持慈善界的“征求队” 。 到当年 10月为止 ,这些队已一共征集到 54, 445元 。 到第二年 ,浦东同乡会 已经拥有将近 2万名成员 ,只比老资格的宁波同乡会略少一些 。 又过了几年后 ,同乡会征集了将近 60 万元 ,用以在 Edw ard II路上盖一座上海同乡会中最壮观的新式大楼 。
浦东同乡会的领袖经常强调创立这个新组织是基于市民意识 ,即大同精神 ( univ ersality) 。 比起 老的同乡会 ,“为全人类谋福利 ,不仅为一地之人类谋福利 。 善乎! ” 尽管浦东同乡会的提倡者强调这 个组织的公共与市民目的 ,三十年代的公众政治概念其实是围绕有势力的个人和讲求个人忠诚的社 会网络开展的 。 在浦东同乡会的例子中 ,我们很少能看到在有关汤节之一案的公共议论中那种对于为 个人忠诚穿上公众外衣的有保留态度 。 相反浦东同乡会到处都会标榜杜月笙 。 1936年新同乡会大楼 的揭幕庆典上 ,上海的各社会头面人物无论籍贯几乎全部到场 。 庆典在新的杜亭举行 ,杜月笙和吴铁 城两人坐在台上 ,头顶是写着“杜亭”的牌匾 ,两个人之间是杜月笙的巨幅照片 。 浦东同乡会的刊物封 面也是由杜月笙题字;凡有重大或疑难问题 ,往来交涉中都会提到杜月笙的名字 。
即使这个标榜大同精神的浦东同乡会从许多方面看都是杜月笙的公共纪念碑 (他的广泛人脉的 确导致他的普遍重要性 )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忽略这个机构重要的慈善功能 。 与其将浦东同乡会看作青帮首领的走卒 ,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慈善机构更准确些 。 同乡会依靠一个有着紧密社会网络的恩主 ,通过宣称拥有那些关系而获得它需要的资源 。
浦东同乡会从事慈善的资源和效率的确引人注目 。 1932年 1月 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后 ,浦东同乡会发出通知: 一切无家可归的浦东人都可以接受援助 。 同乡会在周浦镇和杨思镇设立难民收容 所 ,并建立 6个施粥站 ,共耗资15540元 。 1933年 9月台风袭击沿海地区 ,同乡会又筹得 366, 563元 的救济款 。 1937年 ,同乡会成立营救队伍和 12个难民收容所 ,这些收容所一直开办到1939年 3月 , 共收留难民 4, 186人 。 当战争扰乱市场 ,给浦东棉产区人民的生计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同乡会成立 棉花贩运社 ,举资 100万元购买浦东的棉花 ,用船队将它运过黄浦江 ,储放到法租界安全的地方 。
【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怎样看待同乡网络?
同乡组织所代表的社会网络极为灵活有用 ,且对于变化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 作为这种网络 的机构化形式 ,同乡组织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 晚清时期城市里的会馆和公所维护同乡群体内的秩序 (有时也组织抗议 ) ,在很多方面都行使了类同政府的职能 。 到十九世纪末期 ,则通过它们的商人领袖 , 形成城市内不同中国人群体间战略性的联系 ,有时也包括城市里的外国权威部门 。 要建立同乡群体 , 将其中的等级制度合理化 ,社会福利是核心问题 。 随着中国宣布共和 ,同乡组织继续发挥重要功能 ,在大众民族主义和市民权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中充当信息、组织和动员的载体 。 在发展中的“公众”概念背景下 ,同乡组织的领袖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不仅要接受更多的旅沪同乡入会 ,还要通过公益活 动照料广义的同乡群体 。
无论在民国初期政府职能支离不全 ,城市被分割成不同辖区的背景下 ,还是国民党南京时期的掠 夺性政府与对日战争的背景下 ,这些组织的福利功能部分地 ,也是不均匀地 ,弥补了国家政府的缺陷 。 在当时的情形下 ,维护社群网络—— 无论它们从哪里获得资源—— 对于旅沪社群及其领袖都是有益 处的 。 在国民党南京时期 ,政府日益腐朽、残忍、冷漠和压榨人民 ,同乡组织在保护各自的旅沪社群、谈 判、有时向政府代理人据理力争等方面起到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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