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三 )


首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维护席上珍的是洞庭东山同乡会 。 很快就有其他团体加入 ,推动公众舆论 同情席上珍反对汤节之 ,这些团体包括席上珍的母校—— 城东女学 ,另外 2个女学 (博文女学 , 南洋 女学 )席上珍江苏老家的另外 3个旅沪同乡组织 (苏州同乡会 ,吴江同乡会 ,洞庭西山同乡会 ) ,一个 “职业女子联修会” ,和一个“女子植权公司” 。
有人对为席上珍提供公众证辞的组织网络发表评论 ,并同时质疑汤节之的捍卫者 ,指出公众期望 有关组织 (作为道德保人 )也应对汤节之的信誉发表声明 。 连日报载席汤案 ,可知社会上已视为一种重 大事件 。 “… …今女界以及各团体已将有所 [? ] 。 然汤之同乡及举汤为董事经理理事监察人……查此 事真相 ,以判汤之曲直……当护其机关之固有声誉 ,速驱逐此害群劣马 。 若调查所得 ,汤竟毫无关系 , 或汤竟因仁而得谤 ,当必出面护其同乡及董事经理理事监察人之名誉 ,即间接卫 [? ]其机关自身之名誉 ” 。
这个公开质疑— — 要求相关组织对当事个人的行为进行调查、作证 ,并承担维护社会道德的责任 —— 得到了回应 。 在对汤节之的审判期间 ,那些在他迅速崛起成为公众人物的过程中由他费尽心力构 建的社会网络也出面 ,站在他的立场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 。 在第二场法庭听证会和法庭宣判之间 ,二 十四所公团的代表— — 包括同乡组织 ,同业公会 ,自治会 ,工人互助会 ,马路商界联合会—— 召开一个 各团体联席会议表示“激昂” 。 会议记录刊登在上海的日报上 ,将汤节之描述成上海司法整体滥用的受害者 ,并宣布纠正司法以保护人权的公共目标 。 有意义的是 ,与会者宣称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只为了汤节之 ,而是出于更广泛的市民主张 ,“一振司法精神 ,籍保国际地位” 。
会议的名录反映了汤节之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与局限性 。 尽管汤节之有广泛的社会组织关系 ,但 都为期不长 ,汤的政治主张抱负和运动为他在这些组织里赢得了许多朋友 ,却也树立了许多敌人 。 许多组织的领袖都是先聚集了个人财富 ,然后因为他们显见的资源被拥立到领袖地位 ,汤节之却不同 , 他有许多社会责任和事业 ,却没有与之相称的个人财富 。 他担任领袖职位的若干个组织中 ,多个因他 的被捕引发了内部争议 ,例如总商会受到压力要就此事公开表态 ,但决定保持沉默以避免争议 。 也有些组织领袖选择公开地站在汤节之一边—— 以他们组织的名义 ,但内部也有反对 。 有些组织的成员立即表示抗议 ,指出他们的组织作为整体并不一定支持汤节之 。 由于这些争讦 ,汤节之的一些支持者 (包括宁波同乡会的代表 )不得不将他们组织的名字从公开支持宣言中拿下来 。 虽然数目有所减少 ,第 二天还是有 20个组织发起一个司法改革运动 ,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 ,表明他们对市民权益而非个 人忠诚的坚持 。
尽管汤节之的捍卫者们努力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广泛的公众利益 ,汤的抨击者则对司法改革 运动背后的私人关系网络发起攻击 。 在一篇题为“私谊不是公论”的文章中 ,一个汤节之的批评者指 出: 如果少数人为了“私交”而假借“公论”名义去向人示威 ,这分明是破坏民众的威信 ,凡属民众都应 该起来向这少数自称民众代表的提起严重诘问! “各团体为了`私谊’ 去搭救汤节之……决不能容他们 戴着`公论’ 的面具 。 何况各团体的多数份子 ,未必各个都与汤有`私谊’ …… 那么要搭救汤节之…… 用他们个人名字出面好了 ,何必糟蹋多数人共有的团体名义呢?`社会柱石’ 式的慈善家死了……这个 死者真做过何种`公益’ 吗? ……各团体的多数先生们… …为什么被人拉了去送出丧都不开口呀? ”
这篇评论鲜明地指出这个时期社会网络的一个特征 ,即公共与私人忠诚之间的模糊界限 ,以及许 多领袖与他们本应代表的社团成员之间的矛盾 。 这里我想转入关于多层次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第二个 例子 ,也就是 1932年的浦东同乡会 ,它是随着青帮首领杜月笙的势力到达顶峰而崛起的 。 当杜月笙的 势力增长 ,浦东人—— 以及凡是能沾靠浦东身份的人—— 迅速动员 ,结成一个组织 ,并成为杜月笙势 力的受益者 。 杜月笙此时已经在一系列市民组织和合法的商业企业中成为显要人物 ,浦东同乡会则把 他推举到一个地方恩主的机构性地位 。 这个地位上的还有浦东出身的不同政治、教育与思想背景的领 袖 ,如孜孜推动职业教育的黄炎培 ,棉花企业主和佛教居士穆欧楚 ,同是企业家 , 慈善家 ,佛教中人的 王一廷等 。 通过服务于同乡群体 ,杜月笙无疑在名声上面受益非浅 ,此外还在同乡情谊的机构化中收 获了个人忠诚 。 杜月笙的显赫的确是促成浦东同乡感情复兴的原因 。 除开由李平书 1905年创立的一 个短暂、小规模的浦东同仁会 ,浦东的历史上并没有同乡组织 。 浦东同乡会的成员甚至领袖也并非都 是浦东本地人 。 王一廷就是一例 。 他的祖籍在浙江湖州 ,但他出生在浦东 。 虽然传统上出生地与籍贯 并不一致 ,这个偶然的身世却使他得以享受两种同乡身份 ,并首先赋予这个称谓新鲜的、更加灵活和 策略性的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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