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组织对于维护上海社会秩序的根本重要性 ,最明显体现在战争时期 ,如 1937年 8月虹口、闸北惨遭轰炸时 ,同乡组织弥补了上海市政府有限的处置能力 。 21所同乡组织立即动员他们的资源救助各自的群体 。 除开此前提及的浦东同乡会 ,广东同乡会举办了 5个难民收容所;宁波同乡会开设了14个 ,并且组织船只 ,把 20万人转移到宁波 (占当时全上海宁波人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 ) 。 在 这个生与死的当口 ,当在上海的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 ,同乡纽带为许多上海居民提供了可以投奔的另 一个家 。 如何划分和理解这些网络和组织 ,这仍然是个问题 。 不同于社会网络的许多其他基础 ,同乡 纽带并不提供明确的信仰依据 ,也不阐发某种意识形态 ,不像群众运动 ,政党或宗教群体 。 因为唤起对 地区文化和外地人处境 (失去了家乡的正常关系网络的保护 )的共同感受 ,同乡感情为形成社会网络、 提供社会援助提供了可能 。 同乡组织并非阶级组织 ,也不受职业限制 。
如果说同乡纽带对于相关社会活动非常关键 ,很多情况下 ,正是由于它的涵义的相对空泛 ,这种 纽带变得特别有用— — 因为它可以被用于各种用途或与其他组织关系相结合 。 由于同乡纽带能带动 许多大规模的群体 ,并联接社会各个阶层 ,同乡组织作为民众运动动员的载体极为有效 。 当时的社会 存在着一个问题 ,即如何代表人民和公众的权益 (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都不同形式地存在着 ) 。 在代议 组织和政府体制缺席的情况下 ,同乡组织 ,由于其数量众多 ,成员广泛 ,有时能形成与“人民”的概念非 常近似的群体 ,而这正是当时许多人苦苦寻求的 。
尽管正式和非正式的同乡纽带交织在城市社会中 ,它们却不一定自动地形成网络: 只有当它能使 相关人等共同受益 ,才成为网络 。 这一点要依赖于等级制度和恩主的社会关系与资源 。 即便当这些组 织的接收的成员越来越广泛 ,大众主义的、有时甚至是民主性的说法逐渐增多 ,情况还是一样 。 在三十 年代 ,同乡组织与国民政府日益互相渗透 ,同乡组织的领袖则不仅收纳商业领导 ,有些情形下甚至接 受最有势力的帮派首领 。 这样一来 ,这些组织的社会性质及所依赖的权力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 尽管很 多方面都令会员受益 ,并在当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为市民权运动提供出口 ,三十年代的巨型同乡 会在本质上是些保守的组织 ,它们依赖现状 。 只有现状 ,才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同乡领袖保持财力和影 响力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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